第五章、在中国大陆营造自由公义与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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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宗教复兴现象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事。美国哲学家、神学家保罗·蒂利希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方面，广义的宗教是人性潜能各机能的深层基础等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弗洛姆都敏感地意识到，未来的文化必然依托于宗教文化的复兴。宗教哲学，本质上应是世间最高真理的集中体现。宗教哲学的发展期待需要独立哲学和中国神哲学家的崛起，并藉着信仰之名推进共和进程。
法制不健全，体制的滞后，人性与国民性的混乱局面，是阻碍中国宗教哲学的学术环境形成的致命伤。在中国大陆思想界，目前仍是以共和进程和信仰言论自由问题为要。我赞成学者何光沪先生的这一看法：中国大陆的问题，关键在政治，根基在信仰。问题是：宗教信徒该借着“顺从”的名义默认现况而不采取行为或仅限于祈祷吗？或者：这种基于人性同气相应、同声相鸣的正义感是否不必要了呢？是否一个人加入了某某教派，成了神所庇护者则就不管在尘世间如何为人呢？
自由高于存在
几千年封建专制形成的人性奴役与压抑、意识形态传统对国民的独立自由意识和民族尊严的扼杀与泯灭，造就了缺乏公民意识、独立自主意识而奴性深厚的国民；意识形态教育，使得中国人对社会环境的改造、建设，对人的心灵的创造几乎难以为继。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选择了软弱和沉默。
在现代中国，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众利益，将殖民主义者赶出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它的历史使命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同时其代价也是巨大的：意识形态从总体上取消了传统文化、人身依附式的干部选拔政策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自主创造性，历史蒙受屈辱与苦难等等。能否维持其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政策是否能承担历史责任，顺应时代潮流和最广泛民众的意志，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公众参政意识、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有助于共和体制健全。
历史上，那以某某名义戕杀学者的思想权利、社会良知、责任感，从而企图剥夺学者的骨梁，要么是不怀好意地对人类精神和上帝的蔑视，要么是愚蠢无知，借用基督教的话说，他们脑中的邪魔在趁势作乱，只为追名逐利、掌权驭势。
在这种情形下，倒是很戕灭、驯服了一帮学究，让他们的灵魂倒置于意识形态工具的名义之下。可悲的是，竟不乏甘作驯服的工具并以知识分子自命者。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你想尽责任，想拿起思想的武器——笔杆子去抗争，却发现：自己缺乏战斗的阵地：我们这个时代扑天盖地的报纸杂志中，甚至连一两首诗歌、一两篇哲人随笔都很罕见。
对不义现象及精神病态者的揭示以及对受压抑的独立思想者、支持，需要这样一个机制：保护孤立的少数正直的人自由的文化机制。
缺乏一种合理可行的思想文化自由传播的机制，所有我们对社会人心的深切关注只近于一厢情愿、对牛弹琴。几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寻找保护和力量，在自己选择的轨道上忙忙碌碌，根本无暇他顾。
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诞生出一种近似于欧陆、俄罗斯品格而又属于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形而上学？这个问题由于这样一种现实而似乎被搁置：哲学与大美学和时代相结合，哲学必须使人不贫穷，自由。
生存环境是根置于个体还是民族、国家之类普遍性观念，是产生对人性的认识分歧和宗教观的分歧的原因。普遍性观念常常对于人的道德性根源和信仰的基石认识不彻底，导致世界观的虚无主义和宗教问题上的相对主义。
中国二十世纪生存环境极不利于正直人的成长，不利于天才的诞生。天才如康德、爱因斯坦，未成名时也深受他人扶助。一种当下文化若须具有时代文化的代表性必须以承认他人自由的地位为前提。而在中国，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也认同这种封建意识，这种缺乏公共意识、个体人格相关意识的现实环境。
片面强调社会的世俗性关怀而忽视了神圣性、永恒性的终极关怀，忽视了对文化传统的传承，长期缺乏公共意识，同时又对西方基督教文化某种程度上加以曲解的历史沉疴积重难返。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重国家、社会机构、集体，忽视个体人格等普遍性意识，未能有效清除。而个人主义者或看不清时代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和主体的局限性，而不能避免私害之心，更是远离了公平、正义。重视大理论的框架意识而忽略深层意识或民族性的社会心理潜意识不利于人的精神深度与广度的培养。
很少有人能理解拉赫玛尼诺夫遭到挫折打击时心境的灰暗，也很少有人理解勃拉姆斯在面对贝多芬这座音乐的高峰时的巨大压抑感，很少有人理解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祖国、民族、国内的学者们并不喜欢你，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某种精神养料、灵魂的清洗剂、醒脑剂。
这样环境不改观，中国人的性灵和心智断难健全。
在中国，一个人追求真理，出于本真之心，体用之道，那么，它就不能无视自由哲学、政治哲学。而以上种种选择皆必须由此而出，西欧－北美传统的自由哲学的主流基本上是一种利已主义的自由哲学，与责任、社会使命、全球意识或世界主义关涉不大。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何人们常常忽视了俄罗斯民族那种与历史使命、社会责任感、世界公民意识息息相关的宗教－自由主义，或许是苏联以那场二十世纪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抵制了俄罗斯宗教哲学运动，使它沉溺？或许是因为诞生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土壤中俄罗斯人特有的极端主义、圣愚令人望而生畏？雅斯贝尔斯有一句名言：自由就是斗争。自由高于存在，这在一些杰出的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已取得共识。由于世人的原罪、世人疏远了天神，人无时不处于罪性的枷锁奴役之中。自由最大的敌人乃是彻底世俗主义（对世俗成功、历史进程、社会价值成就感的虚幻渴望），世俗主义出于对自身道德自律意识的漠视，将人们锻造成为在天神面前行事暧昧的人。
归根结底，中国人缺乏体识，在苦修环境中磨难、体验的思想，缺乏对磨难的本真反省。 所以中国人就其优秀立场而言，是傲骨、不党人格，是自身，但仍然不彻底，留些暖昧的余地，那就是在自身内仍隐藏着个人主义即与他人生存、自由；独立无涉的个人潜力、福址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在严酷的社会环境到来时，他仍然要独立不羁，作悲剧式的英雄，冒出可能鲜血为自已人吞噬的风险，一方面拒斥社会的冷漠，另一方面他成名之后依然是冷漠。民族心理的思维方式更新是一种智性的，认识论的更新；它并未涉及人的生活态度，原则和立场、情感和深层灵魂。
这种英雄主义的冷漠模式应当收场了！代之而起的是，休戚相关的爱之生活、工作和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西方哲人弗洛姆、舍勒、保罗·蒂利希已谈得很多。但要补充的是，爱首先不是理智。爱是一种信仰，基于生命体验和对上帝的信仰。缺乏了这种信仰的建立就意味着失去了哲人的某种责任。
但是，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在更高的层面上并非相互排斥的而是统一的相反相成的。英雄主义成全自身意志坚强，勤奋努力、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这也是命运交给中国人的任务。而这其中就包含着爱的责任和人自身的使命感。心灵对确定性坚定感的时时诉求。平凡俗世中的生活伦理、爱和工作，对于个人意味着修炼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意味着放弃磨练意志就等于无形中一点点摧毁自身的对现世的清醒意识与自我决断力。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期待怎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东方哲学强调人性关怀、包容性、整体性、直觉与爱意识的结合。人关注个体人格的成长，关注民族命运、民族思想及其精神结构和时代精神状态，充分汲纳本民族和外来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用于本民族生存空间的创造性建设，这就是文化的本土化。离开人的利益、时代的利益和民族当代的利益，奢谈本土化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