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下 信仰的贫困：信仰疏离理性真理/冬飚
放弃思想斗争的宽容易导致对烈士的冷漠。为了避免忘却个人与死难者鲜血的事实的宽容，应深刻而非全面；发展而非封闭，战斗而非保守。
一种基于物性实力的均衡，尤其是基于世俗宽容的心灵的均衡，常常凌驾于一切社会不公平、邪恶现象之上。一旦某种个人的实力均衡占据了心灵，而非基于神人关系的均衡；一旦一个人被已有的荣耀名誉所累，那么他就
会有一种钝化的迹象，人们就会渐渐遗忘他。一旦人被某种崇拜的花环所笼罩，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这种敬畏来自于超越自身超越现有的知识，来自于运用智慧、哲学服务于民众——那么他就在某种程度上固步自封了，他将精力用于如何策略地生存好，如何苦心孤诣地保存生命血脉。这或许并没有错，但一个知识精英人士不能将精力用于最广泛最底层的重大事件，这要么出于人的软弱，要么无异于犯罪。思想的私人化、精神的偏颇使用作为正义和良知的斗士精神的丧失――对于一个天才和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毕生的意义就在于像波普尔那样无穷地探索，像爱因斯坦那样，超越科学职业本身，为世界和平鼓与呼。
基督教价值观的实质或许即在于强调神—人关系。基督教价值观在本土一方面受到儒家（或新儒家）价值和道家价值之冲击即传统价值的冲击，一方面受到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击。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危机的普遍价值滑坡，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实用价值，不是工具价值，而是对基督宗教价值的召唤。另外，由基督徒思想家倡导的全球普世伦理运动也是对当今道德沦丧的一种积极性回应。
基督价值观本质上与无神论、泛神论哲学价值观相冲突。按我的理解，前者强调矛盾的解决、冲突的消解，
强调对贫弱者救世的悲悯立场，后者更强调美的理念、乐观主义、事实，强调用哲学以立未来。前者强调精神、超验神性，后者更强调物质性；前者强调爱及战斗；后者更强调生命强大，对物质和精神的平衡。
还要看到，基督神性文化不仅孕育了科学，也是近现代人权观念的起源，所谓“天赋人权”，就是直接来自基督教中人人平等和博爱的精神的。等到人权的观念摆脱宗教的影子，被世人所普遍接受，人权也就成为衡量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准之一了。
基督及其信仰对大陆的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如下几点（注三）：
１、提供一种精神质素，抗生存逆境和精神危机；令人谦卑、求公义和仁爱；
２、更深刻而广阔的视野；公共事务神学观、神学美学观更有利于对政治、美学的理解。
３、有强烈的正义感、同情弱者之心，信基督是经验之契、感情之契、心灵之契。
４、提供神性的生存本体论，为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５、不仅是信仰，更是生命实践。
……
对于哲学体系的信仰，乃是一种精致化了的文明罪
感性的探索就是感觉、直观，这是第一位的，但必须服从于内心。判断、裁决一个事物或人，你认为它怎么样？好与坏？美与丑？真与伪？它为历史贡献了什么？有什么局限性？后来者如何超越？凭藉的是生命体验，更根本的依据在于，人与上帝交通后人所受的启示。
对于拥有一定哲学文化修养者而言，易犯的错误是：理性的探索为先，忽视内心的直观感受，这样直观与理性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错觉，因为缺乏底气缺乏自证的自觉而对欲探索的对象抱着某种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态度。有人说：直观、直觉是第一位的。通常这只是对于某些女性而言（因为她的直觉力超过理解力，她判断事物首先服从于内心直观，而不论是否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史所公认。而历史是一种超世俗的合力结构。不是英雄创造历史，
也不是群众创造历史，而是神—人、事互相效力，共同创造历史。）这代表了真实为先，理性次之的探索，也可以说虽从本体出发，但几乎不顾及传统，不够全面的探索。
超理性的探索即将哲学思维与对象密切相结合的探索，即：不仅能直观它好，还要知道为何好。自证它是好的，比如，欣赏一幅画。观察一个人，欣赏、观摩是一方面，是重要的一方面；临摹写生创作也是一个方面，是身临其境，以悟其道的一方面。理性与感性必须不断地磨合，如此循环往复，达到一个新感性，超越理性（或传统文字解说）的直观，对对象的直观。
世人时常因理性的精明而变得失去判断力。我们这个时代，弥漫的是理性的目的论的崇拜者，他们表面上似乎并不缺德性，但在目的论的幌子下掩盖不了一个骨子里的道貌岸然。我注意到，那些知识广博而又聪明的人他们认识力强而又富于技能、手段，其思想是谋生型的，韬晦型的，是实用主义的，这或许与几千年封建统治极权统治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破坏有所关连。
时代的哲学家通常念念不忘的是其哲学、思想影响了多少人。这并没有错；但奇怪的是，这些人中并不泛当今文化、新闻界中坚者，无一另外表现出某种对知识和人的崇拜，或者说世俗智慧的崇拜。而在另一部份人看来，那些独立不羁的本真意志特别顽强的人则对由此产生出的某种自我欣赏、自鸣得意的气味不满。同时，这种气味是建立在潜意识中自高自大、目无旁人的心态上，他看不到生命的局限性，看不到思想意识的局限性，个人成就的局限性，看不到自己生存基础的脆弱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上帝的超验性。
这种分歧是潜在的，真实的。就价值论意义来说，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做一个现代道家式的生命智者、真人，还是做一个立身于时代和社会之中并使他的命运与神性存在休戚相连的基督徒、人体人格主义者，分歧在于如何理解强大，如何理解高贵和优秀。
这种分歧又是不可避免的。哲学家声称其哲学的强大、影响力之巨，在我看来，倘若缺乏对个体人格的关注，究其实这种哲学也只是造就一批资产阶级性的智者和精英，流于自我欣赏、自我称义的优越论者。这种自满自足以其实力企图对其他哲学派别形成压倒性的统治、笼罩和吞噬，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精致化了的文明罪。宽容，应建立于对自己的力量、智慧、技能、影响力、成就力存有警醒心之上，和对各种不同价值的认可之上。请牢记别尔嘉耶夫的一句话：
“文化上流阶层的自我满足和自我欣赏是一种隔绝自身并且缺乏服务使命意识的利已主义。”
警惕全才崇拜、影响力崇拜、利已主义。有此倾向的人，迷醉“创造”、“成功”、“影响力”、“超越”等等有待揭示与批判的理念，而渐渐忽略了身边生存的真实和国运民瘼。成功、影响力、全才型结构(生理和心理的，而非神性的)、文明进程、历史进程、社会发展进程、合规律合目的论等这些有待推敲的理念，成了他们最后的预定的避难所。
他们或许会反驳说，这不对，他是在实现生命的园融过程中创造一个客体世界，超越现实纷繁而苦难的世界，而实现这种关注。这种关注有些界于世俗红尘命运之外。
中国智慧注重宇宙的对立统一和恒常的动态观，注重个体生命的园融完美追逐圣人真人之道。只是，一个有充分园融智慧的人应该在他强有力的时候起来为最广泛的民众呼吁，而不是枕着辉煌在小圈圈里沉迷或者怀抱着沉痛的心情饮鸠沉痛。
这里，我再一次凸显的是主体的独立性与自由，成为自己的非他人附庸的强烈意识。人格主义是一个传统，一个站立在个体人格不变性（即在认信上帝的永在这一点上的不变性）的磐石上，面对时代、生活、社会、自然问题生生不息的哲学传统，它不可能终结。
每一种哲学都是有其时代的使命，有一明确的针对性。离开这种时代使命和针对性，则难免离谱、妄为。
理论真理能否担付正义之职？通常倒是会看到一些优秀的诗人、文学家、人文学者、神学家、先知是正义之职的担付者。作家式、诗人式、艺术家式的哲人存在，有着不少拟代的作用。理论的超前性主要是先知、神秘主义者、预言家、未来学家、智性诗人、诗性哲学家的权利。要记住这些人：因为持现实批判立场而被放逐或在边缘说话的人，如法兰克福学派，智性诗人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哲学家波普尔、福柯、神秘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荣格、维特根斯坦、执着于人类的苦难且以灵性生命窥世，一心救世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但在中国这样的人廖廖无几。
哲人最高的本性是谦卑和勇气，为民众的利益、福利鼓与呼。对于成为现有思维准则的哲学体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伦理体系而言，都必须经受求真者以道德直觉和心灵敏感，生命体察的检验，同时这种检测本身亦须经受来自上帝与独立思想者和历史事实的锤炼。必须谨防一种哲学因其涵盖性广而企图笼罩、吞噬他人思维的倾向。没有哪一种百科全书派或博大精深的学说能代替个性的真实性。启蒙哲学也是这样。对于大陆民众而言，更多的是形而下问题――如何做一个平凡普通有信有义的人。（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