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14)
她唯恐我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要找的东西便会生气，这种恐惧心理是推迟了我的幸福的首要原因。我看到她在以身许我之前心神不宁，惶惑不安，想有所诉说而又不敢明言。我绝对想不出她感到为难的真正原因，却另作了一种既不正确、又对她的品行具有侮辱意味的猜测；我以为她是警告我和她接触会有染病的危险，因此我就胡思乱想起来。这些胡思乱想虽未制止我去追求她，但是在好些天当中却损害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句句话都是哑谜，都是含糊其词，真是可笑到万分。她几乎以为我完全疯了，我也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她才好。最后，我们说开了：她向我哭诉她刚一成年就犯了一次错误，一次唯一的错误，是她的无知和诱奸人的狡诈的结果。我一旦知道了原委，便高兴得叫了起来：“童贞么，”我叫道，“在巴黎，过了二十岁，哪还有什么童贞女！啊！我的戴莱丝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东西，却占有了笃实而健康的你，我大幸福了。”
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的超过了愿望，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伴侣。我跟这位绝好的女子相处比较亲密了，又对我当时的处境稍微作了一番思考，我便感觉到，我想的只是寻点乐趣，而做的却大有助于我的幸福。我的雄心壮志熄灭了，需要有个强烈的情感代替它来充实我的心灵。说到底吧，我需要有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不能再跟她一同生活了，我就需要有个人来跟她的学生一同生活，并且我能在这人身上发现她曾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质朴与柔顺。必须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那种温馨来补偿我所放弃的那种锦绣前程。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有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命运把那颗心从我身边夺去了，变掉了，至少是部分地夺去了，变掉了，而我正是大自然为那颗心创造的。从此，我就是孤独的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得到全部与失去全部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我在戴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况所许的最大的幸福。
起先我想培养她的智慧。结果却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给她生成的那样，栽培和教育都无济于事。我毫不羞惭地承认，她一直没有学会阅读，虽然写得还马马虎虎。当我后来住在新小田园路的时候，窗对面蓬沙特兰旅馆有只大钟，我费了一个多月工夫教她看钟点。直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看。虽然我费尽心血去教她，她从来也搞不清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不识一个数目字。她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用的字眼常和她所要说的意思相反。我曾把她使用的词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拿给卢森堡夫人取乐。她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在我生活过的那些社交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这样迟钝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样愚蠢的一个人，在困难情况下却是个绝好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在我遭遇到的那些大灾大难中，我自己没见到的，她往往先见到了，她给我出了许多最好的主意；我闭着眼睛往危险里钻，是她把我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在那些最高贵的夫人面前，在王公大人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她的操守，都为她赢得了普遍的钦佩，并为我招来了许多夸奖她优点的恭维话，而这些恭维话，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
我们在所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充实智慧，正如它能充实心灵一样，并不怎么需要在这以外去冥思苦想。我跟我的戴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和跟世界上最美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地惬意。她的母亲，因为早年是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教育的，颇为自负，经常冒充女才子，想要指导女儿，而由于她的狡诈，败坏了我们俩人之间的纯朴关系。我原有一种愚蠢的羞耻心，不敢带戴莱丝出门，但由于讨厌她母亲的纠缠，就把这种羞耻心克服下去，常常两个人一起到乡间去散步，吃点心，这使我感到滋味无穷。我看到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温情。对我来说，这种甜蜜的亲密生活就是一切：我不再关心前途，只希望它是现状的延续，我别无他愿，但愿现状能持续下去。
这种寄托使我觉得其他任何消遣都是多余的、无味的。从此，我除了戴莱丝家以外哪里也不去，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工作太有利了，所以不到三个月工夫，我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已全部完成，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机械工作我很讨厌，我就建议菲里多尔承担下来，将来分享收益。他来了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段中音部。但是为了一项遥遥无期乃至没有把握的收益而埋头于这种呆板工作，他不感兴趣。他干脆不再来了，还是我自己完成了这件苦差使。
我的歌剧写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卖出去：这等于要我另写一部更加困难的歌剧。在巴黎，你一个人与世隔绝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果弗古尔先生从日内瓦回来，曾把我介绍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我就想借他的力量来出头。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是拉莫的麦西那斯，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又是拉莫的谦恭的学生；而拉莫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在这家人家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势力。我估计他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弟子的作品的，因而就想把我的作品拿给他看看。但他却拒绝不看，说他不能看谱，看谱太吃力。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就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听。并且建议替我找些乐师来演奏几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拉莫也同意了，不过还是嘀嘀咕咕的，一个劲儿说，一个人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修学会了音乐，作出曲来还能好得了。我赶快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找来了十来个合奏乐手，演唱的有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序曲一演奏，拉莫就以他那过甚其词的赞美，暗示这本可能是我做的。每奏一段他都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到了男声最高者那一曲，歌声既雄壮嘹亮，伴奏又富丽堂皇，他就按捺不住了，他直喊着我的名字，粗暴得使大家愕然，对我说，他方才听到的乐曲，一部分是音乐界老手做的，其余的都出自无知者之手，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音乐。有一点倒是真的：我的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又不合常规，有时十分出色，有时平淡无奇。一个人全靠几阵子才气，没有扎实的工夫做基础，他的作品必然是这个样子。拉莫说我是个小剽窃手，既无才能，又无美感。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主人，却不是如此想法。黎希留先生那时侯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并且，众所周知，也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全部都听一听，如果满意的话，还有意拿到宫廷里去演出。我的作品就在御前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由宫廷出钱，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演奏了。指挥是弗朗科尔。效果惊人：公爵先生不断惊呼喝彩，而且在塔索那一幕里，一段合唱完毕后，他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卢梭先生，这是沁人心脾的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却一言不发。拉莫虽曾被邀请，这天却没有来。第二天，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十分冷漠地接待了我，她故意贬低我的剧本，对我说，虽然起初一些浮光虚彩使黎希留先生眩惑了一下，但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她劝我对我这部歌剧别存什么希望。一会儿，公爵先生也到了，对我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对我的才能恭维了一番，似乎依然打算把我的歌剧拿到国王面前去演奏。“只有塔索那一幕，”他说，“不能拿到宫廷里去演，得另外写一幕。”凭这一句话，我就跑回家关起门来修改，三星期后我把塔索换掉了，另写好了一幕，主题是赫希俄德受到一个缪斯的启示。我设法把我的才华的部分发展过程和拉莫居然对我的才华显出的那种忌妒，都写到这一幕里去了。新写的这一幕没有塔索那幕那样奔放，却是一气呵成。音乐也同样典雅，而且写得好得多，如果另外两幕都能抵得上这一幕，全剧一定会演得很象样的。可是，当我正要把这个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又把这部歌剧的演奏耽搁下来了。
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开了许多庆祝会，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演出。在这些歌剧之中，有拉莫配乐的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这次经过修正改编，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好几场幕间歌舞都换掉，词和曲都要改写。问题是难找到一个能担任这双重任务的人。伏尔泰当时在洛林，他和拉莫两人都忙着搞《光荣之庙》那部歌剧，顾不过来。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由我来担任。为了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该做些什么，他把诗和乐曲分开送给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词，因此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甲札，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瞬息之间拟出几场既乏味、又支离破碎的戏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这些歌舞跟这几场戏又很不合宜。我只好谨遵雅命，写得又仓促又糟糕。我把这个毫无价值的初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修改一番。幸而现在交到你手里了，就请你绝对自由支配吧。所有那一切，我早就记不清了。它只是一个初稿，写得那么仓促，必然会有错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纠正了一切错误，补充了一切不足之处。
我还记得，在许多缺陷之中有这样一点：在联缀歌舞的那些场景里，就没有提到那位石榴公主怎么刚从牢房里出来就忽然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既然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个魔术师，而是一位西班牙的贵人，所以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带上魔术意味。先生，我请你再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请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演出牢房门一开我们的公主就被人从监狱请到为她特备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这一场。我深知这些都毫无价值可言，一个有思想的人把这些无谓的东西当作正经事去做，实在不值得；但是，既然要尽可能不使人产生不快之感，就必须尽可能做得合理，即使是在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中也应该如此。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这封信，和以后他写给我的那些近乎目中无人的信比起来，真是太客气了，请大家不必惊讶。他以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场的圆滑，这种圆滑就使他不得不对一个新进的人多客气一点，到他看出这个新进的人有多大影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既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允许，又不必顾忌拉莫——他是一心要损害我的，我就动手干了起来，两个月就完成了。歌词方面困难不多，我只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风格上的不同。并且我敢自信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音乐方面的工作，费时较多，困难也较大。除了要另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子以外，我负责整理的全部宣叙调都困难到万分，很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调子极不一样，都必须联缀起来，而且常常只能用几行诗和极快的转调，因为我不愿意更改或挪动拉莫的任何一个曲子，免得他怪我使原作失真。这套宣叙调我总算整理得很成功，它音调适宜，雄健有力，特别是转折巧妙。人家既惠然让我跟两个高手结合在一起，我一想到他们两位，我的才气也就迸发出来了；我可以说，在这个无名无利的、外人甚至于根本就不能知道内情的工作里，我差不多总是不辱没我那两位榜样的。
这个剧本就照我整理的那样，在大歌剧院里彩排了。三个作者之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莫没有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词很凄怆。开头一句是：
啊！死神。来把我这苦难的一生了结吧！
当然要配上与此相应的音乐。然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批评我，尖酸刻薄地说我写的是送葬的音乐。黎希留先生很公正地表示先要查一查是谁写的这段独白的唱词。我就把他送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了，手稿证明是伏尔泰的手笔。“既然这样，”他说，“过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作的，都受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批评，得到黎希留先生的辩护。但是，毕竟我碰到的对手太强大了，我接到通知说，我作的曲子有好几处要修改，还必须请教拉莫先生。我原期待的是夸奖，而且我的确是应该受到夸奖的，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伤心极了，满怀颓丧地回到家里，累得有气无力，愁得肝肠俱碎。我病倒了，整整六个星期出不了门。
拉莫负责担任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定的那些修改工作，就派人来找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来代替我新写的那一个。幸而我感觉到他那手鬼把戏，就拒绝了。由于只有五、六天就要演出。来不及另写，所以只好仍旧用我写的那个序曲。这个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一种颇为新颖的风格。然而，它却得到了听众的欣赏，据我的亲戚和朋友缪沙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告诉我，音乐爱好者都很满意我的作品，听众都没有能辨别出哪是我写的，哪是拉莫写的。但是拉莫却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勾结好了，想尽种种办法不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在散发给观众的小册子上，作者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署名的，而这本小册子却只署了伏尔泰一人的名字，拉莫宁愿自己的名字不写上，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名字和他的并列在一起。
我的病体一恢复到能出门的时候，就想去见黎希留先生。但是来不及了，他已经动身到敦刻尔克去指挥开往苏格兰去的部队的登陆工作。他回来时，我又偷懒，心想现在去找他已经太迟了。自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所以我就失掉了我的作品应得的名声和它应该给我提供的酬报；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疾病使我耗费的金钱，这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担了，没有给我带来半文钱的补偿。然而我始终觉得黎希留先生真心喜欢我，他很赏识我的才能，可是我的运气不好，再加上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这就使他的一片好心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这个女人对我如此憎恨，我原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一直力求博得她的欢心，并且经常在适当的时候登门拜谒。果弗古尔先生把其中的原委点出来了。“首先她和拉莫太要好，”他对我说，“她是拉莫的公开捧场人，不容许有任何人和他竞争；此外，你生来就带了一个罪过，该让她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原谅你，因为你是日内瓦人。”说到这里，他就给我解释，于贝尔神父是日内瓦人，又是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他曾努力阻止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娶这个女人，因为他深知她的为人。结婚以后，她就把于贝尔神父恨之入骨，并且恨所有的日内瓦人。“虽然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你很友好，”他又说，“据我看，别指望他支持你。他太宠他的妻子了，而他的妻子又恨你，她既险恶，又有手段，你跟这一家人一辈子也搞不好的。”我一听这话就死心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位果弗古尔给我帮了一个雪里送炭的忙。我那位贤德的父亲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要不是当时处境艰难使我自顾不暇的话，我会感到更大的悲哀的。在他生前，我不愿索取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微薄收益一直由他享用着。现在他既已逝世，我就用不着有所顾虑了。但是，我哥哥的死亡没有合法证明，这就对我接受遗产构成了一个障碍。果弗古尔答应为我解决这个难题。承洛尔姆律师帮忙，这难题真的解决了。由于我极需要这笔小小的资金，而事态的发展尚是未知之数，所以我以最急迫的心情等待着最后消息。有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收到了报告这消息的来信，我拿起信来就想拆开，急得手都发抖，而心里却对这种急躁感到羞惭。“怎么！”我心里鄙视着自己说，“让－雅克竟被利害心和好奇心制服到这种地步了么？”登时我就把信放到壁炉台上，脱下衣服，安安静静地睡下去，睡得比平时还熟。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相当迟，不再想到我那封信了。穿衣的时候，我又看到那封信，我不慌不忙地把它拆开，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同时有好几种快乐，但是我可以发誓，最大的快乐还是我做到了克制自己。我生平象这种克制自己的事，可以举出的不下数十次，但是现在时间匆促，不能尽述了。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给我那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曾把全部款项双手奉上的那种幸福时代，不禁怆然泪下。她给我的信封封都使我感到她的罗掘俱穷的窘境。她寄给我大堆的配方和秘诀，认为我可以用来致富，也给她带来好处。穷困的感觉已经使她心不能宽、智不能广了。我寄给她的那点钱，又成了包围她的那些坏蛋的掠获品。她一点也享受不到。这就使我灰心了，我不能把我生活必需的一点钱分给那些无赖汉呀，特别是在当我试图把她从那些无赖汉的包围中解脱出来而终归无效之后。这，我在下面要讲的。
光阴流逝，钱也随之流逝了。我们是两个人生活，甚至是四个人生活，更正确点说，我们是七、八个人生活。因为，虽然戴莱丝无与伦比地淡于私利，而她的母亲却和她不一样。她一看我帮了她的忙，家境稍微好一点，就把全家都找来分享成果了。姊妹呀、儿女呀、孙女呀、外甥女呀，一窝蜂都来了，只有她的长女，嫁给昂热城车马行老板的，没有来。我为戴莱丝置备的一切都被她母亲拿去供给那群饿鬼了。因为跟我打交道的不是一个贪财的女子，我自己也不受疯狂的爱情的摆布，所以我也不做傻事。戴莱丝的生活能够维持得象个样儿而不奢华，能够应付急需，我就满足了，我同意她把她的工作收入全部归她母亲享用，而且我帮的忙还不只这一点。可是恶运者是跟着我，妈妈既被她那些吸血鬼缠住了，戴莱丝又被她一家人缠住了。她们两个人，谁也享受不到我为她们提供的好处。说起来也真奇怪，戴莱丝是勒·瓦瑟太太最小的女儿，在姊妹中就数她一个人没有得到父母的嫁妆，现在却是她一个人供养着父母。这可怜的孩子，长久挨哥哥们和姐姐们的打，乃至侄女和外甥女的打，现在又接到她们的劫掠了。她往日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打骂，现在还是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叫作戈东·勒迪克的，还比较和蔼可亲，性情温和，不过看到别人的榜样，听到别人的教唆，也变坏了。由于我常跟她们俩在一起，也就用她们间相互的称呼来称呼她们，我叫戈东“外甥女”，叫戴莱丝“姨妈”。这就是我一直称戴莱丝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也就跟着叫她“姨妈”来开玩笑。
谁都感觉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刻不容缓地急于摆脱困境。我估计黎希留先生已经把我忘了，从宫廷方面是没有指望的了，便作了几次尝试，看看我的歌剧能不能在巴黎演出。但是我遇到许多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而我的处境又一天比一天紧迫。于是我就想起把我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去。结果它被接受了，我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使我很高兴。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天走访演员们，路跑厌了，但怎么也不能使它演出，所以干脆就不去了。我又回到最后剩下的一条门路，也是我原该走的唯一的门路。当我常往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跑的时候，就把杜宾先生家疏远了。两家的夫人虽然是亲戚，却相处得并不好，彼此不见面。两家的客人也各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往两家都跑。他受托要设法把我拉回到杜宾先生家去。那时，弗兰格耶先生正在学博物学和化学，办了一个陈列室。我相信他是想进学士院当院士的，为此，他就需要著一本书，认为我在这方面可能对他有点用处。杜宾夫人那边呢，他也想写一本书，在我身上打着差不多同样的主意。他们俩很想合聘我担任一种秘书的职务，这就是蒂埃利约责怪我不去登门的理由。我首先要求弗兰格耶先生利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力量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剧院去排演。他同意了。结果《风流诗神》有了排演的机会，先在后台，后在大剧院，排了好几次。彩排那一天，观众很多，有好几段都得到了热烈喝彩。然而，我自己在勒贝尔指挥得很不好的那个演奏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剧本是通不过的，甚至不经重大修改就不能演出。因此我没说一句话就把剧本收回了，免得遭人拒绝；但是，有好些迹象使我清楚地看出，纵然剧本尽善尽美，也还是通过不了。弗兰格耶先生明明白白答应我使剧本有机会排演，而不是使它有机会演出。他的确实践了他的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上和在许多别的事上，都看出他和杜宾夫人不想让我在社会上成名，也许是因为怕人家在看到他们的著作时，猜疑他们是把我的才能移花接木接到他们的才能上的。然而，杜宾夫人一直认为我的才能有限，而且她利用我的地方，始终也只是要我照她的口述作点笔录，或者叫我找点纯属参考性质的资料，因此，如果出现这种谴责，特别是对她来说，似乎又有失公平。
这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完全泄气了。我放弃了任何进取和成名的计划；从此以后再也不想什么才能不才能了。这些才能，我真有也好，假有也好，反正都不能叫我走运，我只有把时间和精力用来维持我自己和戴莱丝的生活，谁能帮助我们，我就讨谁的欢心。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了。这并不能使我过得很富裕，就拿我头两年每年所得的那八、九百法郎来说，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因为我不能不在他们家附近——房租相当高的地区——租公寓住下，另一方面还要在位于巴黎边缘的圣雅克路的尽头另付一笔房租，而不论阴晴，我差不多每晚都要到那里去吃饭。不久我也就习惯了，甚至对我这种新的工作还发生了兴趣。我爱上了化学，跟弗兰格耶先生到鲁埃尔先生家听了好几次课，于是我们就对粗知其皮毛的这门科学不识好歹地开始涂写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到都兰去度秋季，住在舍农索府，这座府第是歇尔河上的离宫，是亨利二世为狄雅娜·德·普瓦提埃盖的，用她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还依稀可见。现在这座府第归包税人杜宾先生所有了。在这个秀丽的地方，我们尽情欢乐，吃得也极好：我胖得象个僧侣了。我们在那里大搞其音乐。我写了好几首三重唱，都相当和谐。如果将来有机会写补篇的话，也许还要再提一提的。我们在那里还演喜剧。我用十五天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剧，名叫《冒昧订约》。读者在我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这个剧本，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情洋溢而已。我在那里还写了几篇小作品，其中有一篇诗剧，题为《西尔维的幽径》，这本是沿着歇尔河的那片园子里的一条小径的名字。我搞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中断我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和我在杜宾夫人身边所担任的工作。
当我在舍农索发胖的时候，我那可怜的戴莱丝也在巴黎发胖了，虽然那是另一种胖；我回巴黎时发现我干的那档子事竟比我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以我当时的处境而论；这事会使我尴尬万分的，幸亏同桌吃饭的伙伴们早给我想出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不能叙述得过于简略。在说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引咎自责，而两者都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在阿尔蒂纳逗留巴黎期间，我们不在馆子里用餐；通常都是在附近，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一个裁缝的女人拉·赛尔大娘家里吃包饭。这里伙食相当糟，不过由于包饭的人都是可靠的正派人，仍然很受人欢迎。她家不接受生客，要包饭必须有一个老膳友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放荡汉，很有礼貌又很有才情，但是说起话来荤味十足，他就住在那家，招来一批嘻嘻哈哈、派头十足的青年人，都是警卫队和枪兵队里的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全体舞女的保护人，天天把这个美人窝的全部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迪普莱西斯先生是退休陆军中校，是位善良而贤哲的老人，还有安斯莱，是枪兵队的军官，他们俩在这班青年人中间维持一点秩序。来包饭的也有商人、金融界的人、粮商，但是都有礼貌，很正派，都是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总之，在那个包饭馆里，人们遇到各行各业的象样的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例外，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见过；而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来。这一席人，人数相当多，都是极快乐而又不喧哗，常说笑话却又不粗俗。那个老骑士，尽管讲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内容都是近乎淫猥的，却从来不失他那种旧朝廷上的文雅风度，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是妙趣横生，连女人也可以原谅的。他的谈话给同桌的定下调子：所有那些青年人都各说自己的艳遇，既放肆又有风趣。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特别因为到拉·赛尔大娘家那条巷子正对着迪夏大娘的铺子，而迪夏大娘又是个著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许多漂亮姑娘，我们这些先生们饭前饭后总要去和她们聊聊。我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上那里去寻开心的，只要跟他们一起进去就成了，可我从来也不敢。至于拉·赛尔大娘，我在阿尔蒂纳走后还常到她家吃饭。我在那里听到大堆的轶事，十分有趣，同时也就渐渐学会了——谢天谢地，倒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是他们的那些处世箴言。受害的体面人物、带绿帽子的丈夫、被诱奸的女人、私下生的孩子——这些都是那儿最普通的话题。谁最能叫育婴堂添丁进口，谁就最受人喝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也接受了在十分亲切而且十分体面的人物中间盛行的那种想法。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照此办理。”这正是此时我要找的出路。我就下决心采取这个办法，轻松愉快，毫无顾忌，唯一要克服的倒是戴莱丝的顾忌，我说得舌敝唇焦，她总是不肯采取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的母亲也怕有了孩子给她添麻烦，就来帮我说话，结果她被说服了。我们找了个稳当可靠的接生婆，叫古安小姐的，住在圣·欧斯塔什街的尽头，把这件事托了她。到时候，戴莱丝就由她母亲带到古安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她好几次，带给她一个标记，写在卡片上，一式两份，拿一份放在婴儿的襁褓里，由接生婆按通常的方式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同样的岔子，同样的办法，只是标记给忘掉了。我依然未多考虑，她依然不太赞同：她只是叹息着答应了。人们将陆续看到这种不幸的行为在我的思想上和命运上所产生的种种变故。至于目前，就叙述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非我始料所及，且又非常惨痛，将迫使我时常回头谈到这个问题。
我要在这里说一说我初次认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况，她的名字将在这部回忆录里常常出现：她原名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和包税人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儿子埃皮奈先生结婚。她的丈夫跟弗兰格耶先生一样，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而对这门艺术的癖好就使得这三个人变得亲密无间了。弗兰格耶先生把我介绍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和他有时也一同在她家晚餐。她亲切，机智，多才多艺，和她结识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她有个朋友叫埃特小姐，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她和瓦罗利骑士同居，这骑士名声也不好。我相信，同这两个人的交往对埃皮奈夫人是有害的。埃皮奈夫人虽然赋性极好苛求，却生来有些绝好的优点，足以控制或弥补做得过头的事情。弗兰格耶先生对我很好，因而使得她对我也有些友好。他坦白地告诉我说他和她有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它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也都知道了，我在这里本来是不会说的。弗兰格耶先生甚至还对我说了关于这位夫人的一些很离奇的隐私。这些隐私，她自己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也从来不以为我会知道，因为我没有、并且这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对任何人说起的。这种双方对我的信任使得我的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在弗兰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深知我的为人，虽然知道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对我还是很信任。我极力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显然是辜负了她对他的爱情的。这三个人说什么，我都不给串通，十分忠实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三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能从我口里套出另两个人的秘密来，同时我对那两个女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隐瞒我和对方的交谊。弗兰格耶夫人想利用我做许许多多的事，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托我带封信给弗兰格耶，不但同样受到严词拒绝，并且我还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她想把我永远赶出她的大门，她只消向我再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就行了。应该为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有使她不快，她还把这事对弗兰格耶说了，对我夸奖备至，而且继续款待我。这三个人我都是要敷衍的，我多多少少是倚仗着他们，同时也是依恋着他们的。在这三个人的风波险恶的关系中，我就是这样做得既得体又殷勤，但又始终是既正直又坚定，所以我把他们对我的友谊、尊敬和信任，一直维持到底。尽管我又蠢又笨，埃皮奈夫人还要把我拉进舍弗来特俱乐部，这是圣·德尼附近的一座公馆，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产业。那里有个舞台，时常演戏。他们要我也担任一个角色，我背台词一连背了六个月，上了台还是从头到尾都要人提词。经过这次考验，他们再也不叫我演戏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同时也就认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我第一次见她，正是在她结婚的前夕；她领我去看她的新房，并且以她那与生俱来的媚人的亲昵态度跟我谈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亲切，但是我万想不到这个年青女人竟有一天会主宰着我一生的命运，并且，尽管她不负任何责任，却把我拖进了我今天所处的这个无底深渊。
虽然我从威尼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谈到狄德罗，也没有谈到我的朋友罗甘，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们两人，特别是和狄德罗的交谊更一天比一天亲密起来。我有个戴莱丝，他有个纳内特；这使我们两个人之间又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戴莱丝长得虽然跟他的纳内特一样好看，却脾气温和，性情可爱，值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去爱她；而他那个纳内特却是个粗野撒赖的泼妇，在别人眼里表现不出一点温文尔雅，足以补偿她所受的那种不良教育。然而他却和她正式结婚了。如果他是有约在先的话，这当然很好。至于我，我却不曾许下这样的愿，我不急于学他的榜样。
我也早已和孔狄亚克神父结识了，他当时跟我一样，在文坛上是个无名小卒，但是已经具备了今日成名的条件。我也许是看出他的禀赋、认识他的价值的第一个人。他似乎也很乐意和我来往，当我住在让·圣德尼路歌剧院附近关起房门写赫希俄德那一幕戏的时候，他有时来和我面对面一起吃饭。他当时正在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第一部著作。写完了的时候，他很难找到一个书商肯承印这本书。巴黎书商对任何新手都是傲慢而刁难的，而形而上学在当时又很不时髦，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材。我对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和他的著作；我给他们介绍认识了。他们俩生来就是应该彼此相投的，果然一见如故。狄德罗要书商迪朗接受了神父的手稿，因而这位大玄学家从他这第一本书得到了一百埃居的稿费——简直象是得了一笔恩赏。就连这点稿费，要是没有我，也许还到不了手呢。我们三个人住得很远，就每星期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到花篮饭店去吃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很合狄德罗的心意，因为他这个人差不多是有约必爽的，对这个约会却从来没有爽过一次。我在这一聚会中订了一个出期刊的计划，命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两人轮流执笔。我草草编了第一期，这就使我跟达朗贝认识了，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了这件事。由于有些意外事件出来挡道，这个计划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刚着手编《百科辞典》，开头只准备把钱伯斯的翻译过来，就跟狄德罗刚译完的那部詹姆士的《医学辞典》差不多。狄德罗要我给这第二桩事业帮点忙，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答应了。他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作家都只给三个月的限期，我就在这三个月限期内很仓卒、很潦草地写成了。但是我是唯一如期完稿的人。我把我的手稿交给他了。这个手稿是我叫弗兰格耶先生的一个名叫杜邦的仆人誊清的，他写得一手好字，我从自己腰包里掏了十埃居给他。这十埃居一直没有人还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方面答应给我报酬，后来他一直没有再提，我也没有向他开口。
《百科全书》的工作由于他的入狱被打断了。他的《哲学思想录》给他招来过一些麻烦，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下文。这次《论盲人书简》就不同了。这本书除了几句涉及私人的话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可责难的，可就是这几句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为此，他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我朋友的不幸令我感到的焦急是永远也无法形容的。我那易于伤感的想象力老是把坏事想得更坏，这次可就慌起来了。我以为他要在那里关一辈子。我几乎急疯了，就写信给蓬巴杜尔夫人，恳求她说情把他放出来，或者设法把我和他关在一起。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的信写得太不理智了，当然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不多时以后，可怜的狄德罗在监狱中倒是得到了若干优待，对此我绝不自诩是由于我的信的缘故。但是如果他在监狱中的生活还象原来那样严厉的话，我相信我会伤心得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根下死去的。此外，我的信固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我也没有拿这封信去到处吹嘘，因为我只对很少很少的人提起过，而且从来没有告诉过狄德罗本人。
第八章
前章结束时，我必须暂停一下。随着这一章，我那重重灾难之链就以最初的环节开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显贵的两个人家生活过，虽然我不怎样善于处世，也免不了在那里结识几个人。特别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的储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我又认识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编印了一部很好的卢梭文集而知名文坛。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丰特亲－苏－波瓦去住一两天，因为储君在那里有所房子。我们俩都去了。从范塞纳监狱经过的时候，我一见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晚饭时，储君谈起狄德罗被拘禁的事，男爵为了引我说话，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谨慎，我立刻为他辩护起来，其态度之激烈倒显得我太不谨慎了。这种过分的热心本是一个不幸的朋友引起来的，所以大家也都谅解，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时在座的还有两个德国人，都是随侍储君的。一个是克鲁卜飞尔先生，富有机智，是储君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掉了男爵，成了储君的保傅；另一个是个青年人，叫格里姆，他暂充储君的侍读，等着另找职业，他的服装寒素就说明他是急需找职业的。就从那天晚上起，克鲁卜飞尔和我开始结识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里姆君的结识，发展得就不这样迅速：他不怎么肯露头角，绝没有后来时运亨通时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第二天午餐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我听说他能用钢琴伴奏，高兴极了。饭后，主人叫拿乐谱来，我们就在储君的钢琴上演奏起来，搞了一整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对于我，先是那么甜蜜，后来又是那么可悲。在这一点上，将来我要大谈特谈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经从城堡里出来了，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房屋和园子里活动，只要不出这个范围，还准许他接见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里多么难过啊！我因为有些要事，无法摆脱，在杜宾夫人家里羁留了两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样，之后，我就飞奔到我的朋友的怀抱中了。真是难以形容的时刻啊！他当时不是单独一人，达朗贝和圣堂的司库和他关在一起。可是我一进门，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一个人，我一个箭步，一声大叫，就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紧紧把他抱住，只有眼泪和呜咽，什么话也没有了。我激动和快乐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挣脱我的臂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转头向那个教士，对他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爱我。”当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考虑不到这种利用我的激情来作自我表扬的态度，但是从那以后，我有时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如果我处在狄德罗的地位，这绝不会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我发现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虽然现在这里已经相当舒适，还可以在园林里自由散步，而园林连围墙都没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才不至于尽往愁处想。毫无疑问，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恼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务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过一个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范塞纳堡足有两里约。我手头不宽裕，不能雇马车，所以我一人去时就步行，下午两点钟出发，快快地走，好早点到达。路边的树，依当地的风尚，剪得秃秃的，几乎没有一点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动弹不得了。为着走慢一点，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随身带一本书。有一天，我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读，忽然看到第戎学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个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
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得到的印象还记得非常真切，但是详细情形自从我在致德·马勒赛尔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里写出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这是我的记忆力的一个奇特之点，值得说明一下。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就为我效劳，而一旦把内容付之笔墨，它就抛弃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经我写出，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个特点也体现在音乐里。在我学习音乐之前，我会背许多歌曲，而当我学会了读谱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记不得了。我怀疑在我最爱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还能有一支记得完整的。
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范塞纳堡时神情激动得近乎发狂。狄德罗看出来了，我就给他说明了原因，并把我在一棵橡树底下用铅笔写出的一段拟法伯利西乌斯的演说词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我的思想放手发挥下去，写出文章去应征。我照办了，而且从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此后，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一刹那的狂妄产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议的速度激扬起来，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窒息掉了；而最足惊人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田里持续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在任何别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样激烈过。
我写这篇讲演，方式很奇特，后来我在别的著作里。也几乎一直用这种方式。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写讲稿上面。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等到我对这段文章感到满意的时候，我就把它存到脑海里，直到能落笔写到纸上为止。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费的时间，使我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到拿起笔来写的时候，我拟好了的文章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勒·瓦瑟太太来权当秘书。在这以前，我已经把她和她的女儿、她的丈夫都搬到离我较近的地方来住了；就是她，为了让我节省一个仆人，每天早晨来替我生炉子，做些杂事。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给她写。这个办法，我曾继续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遗忘。
这篇讲演写好后，我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并且指出了几个应该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作品虽然热情洋溢，气魄雄伟，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的手笔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数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匀称与谐和了。不过，不论你生来有多大才能，写作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到手的。
我把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以外，没有跟任何别人说过。自从他到弗里森伯爵家以后，我和他来往非常密切。他有一架钢琴，这就做了我们聚会的场所，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跟他围在钢琴旁边度过了，我们从早到晚，或者毋宁说，从晚到早，无休无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谁要在杜宾家里找不到我，准能在格里姆家里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听戏。我本来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剧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钱跟他一起到法兰西剧院去，这个剧院是他爱得入迷的。最后，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把我跟这个青年人连结起来，使得我跟他难以分离，连那可怜的姨妈我都疏远了。所谓疏远，也就是说跟她相处的时候少了些，因为我对她的依恋心情，这一辈子也没有一时一刻衰减过。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不能两头兼顾，这就格外加强了我要跟戴莱丝住到一起来的念头；我本来早就有这个念头，只是她家人口众多，特别是没有钱置备家具，这就使我把这计划一直搁了下来。这次出现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机会，我就利用上了。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够开支，主动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个金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听说我要自置家具，又帮了我一点忙。我们把戴莱丝原有的一点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馆里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里的住户都是些正派人。我们尽力之所能把那里布置了一下，安静地、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庐为止。
戴莱丝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温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这个绰号，格里姆后来又开着玩笑从母亲头上移到女儿头上了。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说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还以有上流社会的礼仪与风度自豪呢。但是她那套诡秘的花言巧语叫我受不了；她教给女儿一些坏招，极力叫她在我面前装假，又分别地奉承我的许多朋友，挑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跟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相当好的母亲，因为这样做于她自己是有好处的，她又为女儿掩盖过失，从中得到利益。这个女人，虽然我对她小心照顾，无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礼物，一心一意只想使她能疼爱我，但由于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便成为我的小家庭里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我在这六、七年之中，尝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载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莱丝的心是一颗天使的心。我们的感情随着我们的亲密而增加，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觉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乐趣是可以描写出来的话，它们会以其简单朴质而使人发笑的。我们在城外耳鬓厮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时，就阔气地花上十个或八个苏；我们当着那大窗口吃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两张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与窗口同宽的大木箱上。这时，窗台就是我们的桌子，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四周景物，看着过往行人，虽然在五层楼上，却能一面吃着，一面恍若置身街道。这种晚餐，只有半磅大面包、几个樱桃、一小块奶饼、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写得出，谁能感觉得到这种晚餐的妙趣呢？友谊啊，信任啊，亲密啊，灵魂的温馨啊！你们所配的作料是多么美妙呀！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妈妈提醒我们，真想不到时间已经那么晚了。但是这些细节还是撇开不谈吧，它们会显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这样说、这样感觉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语所能描写出来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有过一次较粗鄙的享乐，也是我应该引以自责的最后一次那样的享乐。我曾说，克鲁卜飞尔牧师是很可爱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亚于与格里姆，并且后来处得也同样亲密。他们两个有时也在我家吃饭。这些便餐，虽然太简单一点，却被克鲁卜飞尔的妙趣横生、如癫如狂的玩笑和格里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语腔调搞得热热闹闹的——格里姆那时还没有成为法语纯正癖者呢。我们的小饮宴不以口腹之乐为主，但是欢情洋溢足以补偿其不足，我们彼此相处甚得，寸步不能相离。克鲁卜飞尔在他的寓所里包了一个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为他无力独自养活她。有一天晚上，我们进咖啡馆，遇到他正从咖啡馆出来，要去那姑娘家进晚餐。我们嘲笑他。他报复得非常雅致，邀我们一起去姑娘家吃饭，转而嘲笑我们。那个小可怜虫似乎天性相当好，十分温柔，还不很惯于她那一行，有个老鸨跟她在一起，极力训练她。闲谈和畅饮使我们乐而忘形。那位好克鲁卜飞尔请客就要请得彻底，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三人先后同那可怜的小丫头到隔壁房里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格里姆一口咬定说他没有碰她，说他所以和她呆那么久，是故意叫我们着急，拿我们寻开心的。可是，如果他这次当真没有碰她的话，也颇不象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他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这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里的。
我从这个姑娘住的麻雀路出来，羞惭得和圣－普乐从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我写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戴莱丝根据某种征象。特别是根据我那种慌慌张张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为了减轻心头负担，马上就一五一十对她明说了。幸亏我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就得意洋洋地跑来对她述说我的罪过，并且添油加醋。从那时起，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不怀好意地向她提起这段往事：关于这一点，他是特别不应该的，因为我既然自觉自愿地信任他，我就有权期待他不使我对此后悔。而对我的戴莱丝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没有比这一次感觉更为深切的了。她嫌恶格里姆的作风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只挨了她一些缠绵而动人的责备，并没有发现任何愤恨的痕迹。
这个绝好的女子，心地有多么忠厚，头脑就有多么简单，这就够说明一切了。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还是值得补写出来。我曾告诉她说克鲁卜飞尔是个牧师兼萨克森－哥特储君的私人牧师。一个牧师，对她说来，是那么独特的一种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干的许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来，竟把克鲁卜飞尔当作教皇了。第一次我回到家来听她说教皇曾来看我，我以为她疯了。我叫她解释给我听，然后，我就赶忙跑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格里姆和克鲁卜飞尔。我们从此就把克鲁卜飞尔称之为教皇。我们又把麻雀路的那个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贞妮。这样一来就笑得没完没了，笑得气都喘不过来。有人硬说我曾在一封信中——这是借我自己的口说——说我平生只笑过两次，这种人是不曾认识那个时代的我，也不认识少年时代的我的，否则，他们是绝不会想出这种话来的。
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经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听说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又唤醒了我写出那篇文章时的全部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赋予了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灌输到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从此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虽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对别人嗤笑的畏惧，阻止我立即照这些原则行事，阻止我与当时的信条公开决绝，我却从此下定决心，只等到种种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胜利的时候，便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
当我正对人类的种种义务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有一件事又来促使我对自己的义务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对自己太真诚，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决不愿拿我的行动来否定我的原则，我便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前途以及我和他们母亲的关系。我根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是宗教的法则——这个宗教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纯粹、神圣和永恒的，而人们却装模作样，说要纯化它，实际上把它反而玷污了。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公式，把它化为一种说空话的宗教，因为订立条规而自己却免除实践的义务，自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办到的事都—一规定出来。
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我在这样做时心灵的宁静却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人，听不到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内心里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这种硬心肠倒是极其简单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这么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我可能是做错了，却不可能有这样硬的心肠。如果我要陈述理由的话，那就说来话长。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能诱惑我，它们也就能诱惑很多别的人，我不愿意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让自己受到同样错误的蒙蔽。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当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的时候，当我准备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了。从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是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没有给予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使他们由于这样的处理而免于遭到他们父亲的命运，也免于遭到我万一被迫遗弃他们时便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后来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他们，他们会不会就幸福些呢？至少，会不会被抚养成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人家会使他们怨恨他们的父母，也许还会出卖他们的父母：这就万万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免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我若想瞒过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笃实，嘴很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是蒂埃里医生，我那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权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觉得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前途。我过去恨不得，现在还是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养。
当我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肠，但不是抱着同样无私的目的。我曾把她们——她和她的女儿——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看我的情面，爱护她们无微不至。母亲就把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杜宾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没有告诉杜宾夫人我已经如何不顾自己收入微薄而尽力供养她们，所以杜宾夫人又另外予以供应。这种隆情厚谊，女儿受着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好几砍倾谈别的事情之后，她才把实情吐露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这么一清二楚，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作过丝毫透露；就是现在，我也还不晓得她的媳妇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们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儿媳弗兰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里留不住话。她第二年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离开她家了，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稿存函札集。我在这封信里所陈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说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倒是来自这一方面的，我却没有说。
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的超过了愿望，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伴侣。我跟这位绝好的女子相处比较亲密了，又对我当时的处境稍微作了一番思考，我便感觉到，我想的只是寻点乐趣，而做的却大有助于我的幸福。我的雄心壮志熄灭了，需要有个强烈的情感代替它来充实我的心灵。说到底吧，我需要有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不能再跟她一同生活了，我就需要有个人来跟她的学生一同生活，并且我能在这人身上发现她曾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质朴与柔顺。必须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那种温馨来补偿我所放弃的那种锦绣前程。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有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命运把那颗心从我身边夺去了，变掉了，至少是部分地夺去了，变掉了，而我正是大自然为那颗心创造的。从此，我就是孤独的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得到全部与失去全部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我在戴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况所许的最大的幸福。
起先我想培养她的智慧。结果却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给她生成的那样，栽培和教育都无济于事。我毫不羞惭地承认，她一直没有学会阅读，虽然写得还马马虎虎。当我后来住在新小田园路的时候，窗对面蓬沙特兰旅馆有只大钟，我费了一个多月工夫教她看钟点。直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看。虽然我费尽心血去教她，她从来也搞不清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不识一个数目字。她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用的字眼常和她所要说的意思相反。我曾把她使用的词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拿给卢森堡夫人取乐。她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在我生活过的那些社交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这样迟钝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样愚蠢的一个人，在困难情况下却是个绝好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在我遭遇到的那些大灾大难中，我自己没见到的，她往往先见到了，她给我出了许多最好的主意；我闭着眼睛往危险里钻，是她把我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在那些最高贵的夫人面前，在王公大人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她的操守，都为她赢得了普遍的钦佩，并为我招来了许多夸奖她优点的恭维话，而这些恭维话，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
我们在所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充实智慧，正如它能充实心灵一样，并不怎么需要在这以外去冥思苦想。我跟我的戴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和跟世界上最美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地惬意。她的母亲，因为早年是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教育的，颇为自负，经常冒充女才子，想要指导女儿，而由于她的狡诈，败坏了我们俩人之间的纯朴关系。我原有一种愚蠢的羞耻心，不敢带戴莱丝出门，但由于讨厌她母亲的纠缠，就把这种羞耻心克服下去，常常两个人一起到乡间去散步，吃点心，这使我感到滋味无穷。我看到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温情。对我来说，这种甜蜜的亲密生活就是一切：我不再关心前途，只希望它是现状的延续，我别无他愿，但愿现状能持续下去。
这种寄托使我觉得其他任何消遣都是多余的、无味的。从此，我除了戴莱丝家以外哪里也不去，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工作太有利了，所以不到三个月工夫，我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已全部完成，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机械工作我很讨厌，我就建议菲里多尔承担下来，将来分享收益。他来了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段中音部。但是为了一项遥遥无期乃至没有把握的收益而埋头于这种呆板工作，他不感兴趣。他干脆不再来了，还是我自己完成了这件苦差使。
我的歌剧写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卖出去：这等于要我另写一部更加困难的歌剧。在巴黎，你一个人与世隔绝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果弗古尔先生从日内瓦回来，曾把我介绍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我就想借他的力量来出头。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是拉莫的麦西那斯，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又是拉莫的谦恭的学生；而拉莫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在这家人家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势力。我估计他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弟子的作品的，因而就想把我的作品拿给他看看。但他却拒绝不看，说他不能看谱，看谱太吃力。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就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听。并且建议替我找些乐师来演奏几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拉莫也同意了，不过还是嘀嘀咕咕的，一个劲儿说，一个人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修学会了音乐，作出曲来还能好得了。我赶快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找来了十来个合奏乐手，演唱的有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序曲一演奏，拉莫就以他那过甚其词的赞美，暗示这本可能是我做的。每奏一段他都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到了男声最高者那一曲，歌声既雄壮嘹亮，伴奏又富丽堂皇，他就按捺不住了，他直喊着我的名字，粗暴得使大家愕然，对我说，他方才听到的乐曲，一部分是音乐界老手做的，其余的都出自无知者之手，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音乐。有一点倒是真的：我的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又不合常规，有时十分出色，有时平淡无奇。一个人全靠几阵子才气，没有扎实的工夫做基础，他的作品必然是这个样子。拉莫说我是个小剽窃手，既无才能，又无美感。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主人，却不是如此想法。黎希留先生那时侯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并且，众所周知，也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全部都听一听，如果满意的话，还有意拿到宫廷里去演出。我的作品就在御前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由宫廷出钱，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演奏了。指挥是弗朗科尔。效果惊人：公爵先生不断惊呼喝彩，而且在塔索那一幕里，一段合唱完毕后，他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卢梭先生，这是沁人心脾的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却一言不发。拉莫虽曾被邀请，这天却没有来。第二天，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十分冷漠地接待了我，她故意贬低我的剧本，对我说，虽然起初一些浮光虚彩使黎希留先生眩惑了一下，但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她劝我对我这部歌剧别存什么希望。一会儿，公爵先生也到了，对我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对我的才能恭维了一番，似乎依然打算把我的歌剧拿到国王面前去演奏。“只有塔索那一幕，”他说，“不能拿到宫廷里去演，得另外写一幕。”凭这一句话，我就跑回家关起门来修改，三星期后我把塔索换掉了，另写好了一幕，主题是赫希俄德受到一个缪斯的启示。我设法把我的才华的部分发展过程和拉莫居然对我的才华显出的那种忌妒，都写到这一幕里去了。新写的这一幕没有塔索那幕那样奔放，却是一气呵成。音乐也同样典雅，而且写得好得多，如果另外两幕都能抵得上这一幕，全剧一定会演得很象样的。可是，当我正要把这个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又把这部歌剧的演奏耽搁下来了。
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开了许多庆祝会，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演出。在这些歌剧之中，有拉莫配乐的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这次经过修正改编，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好几场幕间歌舞都换掉，词和曲都要改写。问题是难找到一个能担任这双重任务的人。伏尔泰当时在洛林，他和拉莫两人都忙着搞《光荣之庙》那部歌剧，顾不过来。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由我来担任。为了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该做些什么，他把诗和乐曲分开送给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词，因此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甲札，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瞬息之间拟出几场既乏味、又支离破碎的戏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这些歌舞跟这几场戏又很不合宜。我只好谨遵雅命，写得又仓促又糟糕。我把这个毫无价值的初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修改一番。幸而现在交到你手里了，就请你绝对自由支配吧。所有那一切，我早就记不清了。它只是一个初稿，写得那么仓促，必然会有错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纠正了一切错误，补充了一切不足之处。
我还记得，在许多缺陷之中有这样一点：在联缀歌舞的那些场景里，就没有提到那位石榴公主怎么刚从牢房里出来就忽然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既然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个魔术师，而是一位西班牙的贵人，所以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带上魔术意味。先生，我请你再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请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演出牢房门一开我们的公主就被人从监狱请到为她特备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这一场。我深知这些都毫无价值可言，一个有思想的人把这些无谓的东西当作正经事去做，实在不值得；但是，既然要尽可能不使人产生不快之感，就必须尽可能做得合理，即使是在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中也应该如此。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这封信，和以后他写给我的那些近乎目中无人的信比起来，真是太客气了，请大家不必惊讶。他以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场的圆滑，这种圆滑就使他不得不对一个新进的人多客气一点，到他看出这个新进的人有多大影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既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允许，又不必顾忌拉莫——他是一心要损害我的，我就动手干了起来，两个月就完成了。歌词方面困难不多，我只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风格上的不同。并且我敢自信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音乐方面的工作，费时较多，困难也较大。除了要另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子以外，我负责整理的全部宣叙调都困难到万分，很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调子极不一样，都必须联缀起来，而且常常只能用几行诗和极快的转调，因为我不愿意更改或挪动拉莫的任何一个曲子，免得他怪我使原作失真。这套宣叙调我总算整理得很成功，它音调适宜，雄健有力，特别是转折巧妙。人家既惠然让我跟两个高手结合在一起，我一想到他们两位，我的才气也就迸发出来了；我可以说，在这个无名无利的、外人甚至于根本就不能知道内情的工作里，我差不多总是不辱没我那两位榜样的。
这个剧本就照我整理的那样，在大歌剧院里彩排了。三个作者之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莫没有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词很凄怆。开头一句是：
啊！死神。来把我这苦难的一生了结吧！
当然要配上与此相应的音乐。然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批评我，尖酸刻薄地说我写的是送葬的音乐。黎希留先生很公正地表示先要查一查是谁写的这段独白的唱词。我就把他送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了，手稿证明是伏尔泰的手笔。“既然这样，”他说，“过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作的，都受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批评，得到黎希留先生的辩护。但是，毕竟我碰到的对手太强大了，我接到通知说，我作的曲子有好几处要修改，还必须请教拉莫先生。我原期待的是夸奖，而且我的确是应该受到夸奖的，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伤心极了，满怀颓丧地回到家里，累得有气无力，愁得肝肠俱碎。我病倒了，整整六个星期出不了门。
拉莫负责担任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定的那些修改工作，就派人来找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来代替我新写的那一个。幸而我感觉到他那手鬼把戏，就拒绝了。由于只有五、六天就要演出。来不及另写，所以只好仍旧用我写的那个序曲。这个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一种颇为新颖的风格。然而，它却得到了听众的欣赏，据我的亲戚和朋友缪沙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告诉我，音乐爱好者都很满意我的作品，听众都没有能辨别出哪是我写的，哪是拉莫写的。但是拉莫却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勾结好了，想尽种种办法不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在散发给观众的小册子上，作者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署名的，而这本小册子却只署了伏尔泰一人的名字，拉莫宁愿自己的名字不写上，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名字和他的并列在一起。
我的病体一恢复到能出门的时候，就想去见黎希留先生。但是来不及了，他已经动身到敦刻尔克去指挥开往苏格兰去的部队的登陆工作。他回来时，我又偷懒，心想现在去找他已经太迟了。自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所以我就失掉了我的作品应得的名声和它应该给我提供的酬报；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疾病使我耗费的金钱，这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担了，没有给我带来半文钱的补偿。然而我始终觉得黎希留先生真心喜欢我，他很赏识我的才能，可是我的运气不好，再加上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这就使他的一片好心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这个女人对我如此憎恨，我原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一直力求博得她的欢心，并且经常在适当的时候登门拜谒。果弗古尔先生把其中的原委点出来了。“首先她和拉莫太要好，”他对我说，“她是拉莫的公开捧场人，不容许有任何人和他竞争；此外，你生来就带了一个罪过，该让她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原谅你，因为你是日内瓦人。”说到这里，他就给我解释，于贝尔神父是日内瓦人，又是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他曾努力阻止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娶这个女人，因为他深知她的为人。结婚以后，她就把于贝尔神父恨之入骨，并且恨所有的日内瓦人。“虽然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你很友好，”他又说，“据我看，别指望他支持你。他太宠他的妻子了，而他的妻子又恨你，她既险恶，又有手段，你跟这一家人一辈子也搞不好的。”我一听这话就死心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位果弗古尔给我帮了一个雪里送炭的忙。我那位贤德的父亲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要不是当时处境艰难使我自顾不暇的话，我会感到更大的悲哀的。在他生前，我不愿索取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微薄收益一直由他享用着。现在他既已逝世，我就用不着有所顾虑了。但是，我哥哥的死亡没有合法证明，这就对我接受遗产构成了一个障碍。果弗古尔答应为我解决这个难题。承洛尔姆律师帮忙，这难题真的解决了。由于我极需要这笔小小的资金，而事态的发展尚是未知之数，所以我以最急迫的心情等待着最后消息。有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收到了报告这消息的来信，我拿起信来就想拆开，急得手都发抖，而心里却对这种急躁感到羞惭。“怎么！”我心里鄙视着自己说，“让－雅克竟被利害心和好奇心制服到这种地步了么？”登时我就把信放到壁炉台上，脱下衣服，安安静静地睡下去，睡得比平时还熟。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相当迟，不再想到我那封信了。穿衣的时候，我又看到那封信，我不慌不忙地把它拆开，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同时有好几种快乐，但是我可以发誓，最大的快乐还是我做到了克制自己。我生平象这种克制自己的事，可以举出的不下数十次，但是现在时间匆促，不能尽述了。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给我那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曾把全部款项双手奉上的那种幸福时代，不禁怆然泪下。她给我的信封封都使我感到她的罗掘俱穷的窘境。她寄给我大堆的配方和秘诀，认为我可以用来致富，也给她带来好处。穷困的感觉已经使她心不能宽、智不能广了。我寄给她的那点钱，又成了包围她的那些坏蛋的掠获品。她一点也享受不到。这就使我灰心了，我不能把我生活必需的一点钱分给那些无赖汉呀，特别是在当我试图把她从那些无赖汉的包围中解脱出来而终归无效之后。这，我在下面要讲的。
光阴流逝，钱也随之流逝了。我们是两个人生活，甚至是四个人生活，更正确点说，我们是七、八个人生活。因为，虽然戴莱丝无与伦比地淡于私利，而她的母亲却和她不一样。她一看我帮了她的忙，家境稍微好一点，就把全家都找来分享成果了。姊妹呀、儿女呀、孙女呀、外甥女呀，一窝蜂都来了，只有她的长女，嫁给昂热城车马行老板的，没有来。我为戴莱丝置备的一切都被她母亲拿去供给那群饿鬼了。因为跟我打交道的不是一个贪财的女子，我自己也不受疯狂的爱情的摆布，所以我也不做傻事。戴莱丝的生活能够维持得象个样儿而不奢华，能够应付急需，我就满足了，我同意她把她的工作收入全部归她母亲享用，而且我帮的忙还不只这一点。可是恶运者是跟着我，妈妈既被她那些吸血鬼缠住了，戴莱丝又被她一家人缠住了。她们两个人，谁也享受不到我为她们提供的好处。说起来也真奇怪，戴莱丝是勒·瓦瑟太太最小的女儿，在姊妹中就数她一个人没有得到父母的嫁妆，现在却是她一个人供养着父母。这可怜的孩子，长久挨哥哥们和姐姐们的打，乃至侄女和外甥女的打，现在又接到她们的劫掠了。她往日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打骂，现在还是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叫作戈东·勒迪克的，还比较和蔼可亲，性情温和，不过看到别人的榜样，听到别人的教唆，也变坏了。由于我常跟她们俩在一起，也就用她们间相互的称呼来称呼她们，我叫戈东“外甥女”，叫戴莱丝“姨妈”。这就是我一直称戴莱丝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也就跟着叫她“姨妈”来开玩笑。
谁都感觉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刻不容缓地急于摆脱困境。我估计黎希留先生已经把我忘了，从宫廷方面是没有指望的了，便作了几次尝试，看看我的歌剧能不能在巴黎演出。但是我遇到许多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而我的处境又一天比一天紧迫。于是我就想起把我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去。结果它被接受了，我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使我很高兴。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天走访演员们，路跑厌了，但怎么也不能使它演出，所以干脆就不去了。我又回到最后剩下的一条门路，也是我原该走的唯一的门路。当我常往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跑的时候，就把杜宾先生家疏远了。两家的夫人虽然是亲戚，却相处得并不好，彼此不见面。两家的客人也各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往两家都跑。他受托要设法把我拉回到杜宾先生家去。那时，弗兰格耶先生正在学博物学和化学，办了一个陈列室。我相信他是想进学士院当院士的，为此，他就需要著一本书，认为我在这方面可能对他有点用处。杜宾夫人那边呢，他也想写一本书，在我身上打着差不多同样的主意。他们俩很想合聘我担任一种秘书的职务，这就是蒂埃利约责怪我不去登门的理由。我首先要求弗兰格耶先生利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力量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剧院去排演。他同意了。结果《风流诗神》有了排演的机会，先在后台，后在大剧院，排了好几次。彩排那一天，观众很多，有好几段都得到了热烈喝彩。然而，我自己在勒贝尔指挥得很不好的那个演奏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剧本是通不过的，甚至不经重大修改就不能演出。因此我没说一句话就把剧本收回了，免得遭人拒绝；但是，有好些迹象使我清楚地看出，纵然剧本尽善尽美，也还是通过不了。弗兰格耶先生明明白白答应我使剧本有机会排演，而不是使它有机会演出。他的确实践了他的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上和在许多别的事上，都看出他和杜宾夫人不想让我在社会上成名，也许是因为怕人家在看到他们的著作时，猜疑他们是把我的才能移花接木接到他们的才能上的。然而，杜宾夫人一直认为我的才能有限，而且她利用我的地方，始终也只是要我照她的口述作点笔录，或者叫我找点纯属参考性质的资料，因此，如果出现这种谴责，特别是对她来说，似乎又有失公平。
这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完全泄气了。我放弃了任何进取和成名的计划；从此以后再也不想什么才能不才能了。这些才能，我真有也好，假有也好，反正都不能叫我走运，我只有把时间和精力用来维持我自己和戴莱丝的生活，谁能帮助我们，我就讨谁的欢心。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了。这并不能使我过得很富裕，就拿我头两年每年所得的那八、九百法郎来说，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因为我不能不在他们家附近——房租相当高的地区——租公寓住下，另一方面还要在位于巴黎边缘的圣雅克路的尽头另付一笔房租，而不论阴晴，我差不多每晚都要到那里去吃饭。不久我也就习惯了，甚至对我这种新的工作还发生了兴趣。我爱上了化学，跟弗兰格耶先生到鲁埃尔先生家听了好几次课，于是我们就对粗知其皮毛的这门科学不识好歹地开始涂写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到都兰去度秋季，住在舍农索府，这座府第是歇尔河上的离宫，是亨利二世为狄雅娜·德·普瓦提埃盖的，用她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还依稀可见。现在这座府第归包税人杜宾先生所有了。在这个秀丽的地方，我们尽情欢乐，吃得也极好：我胖得象个僧侣了。我们在那里大搞其音乐。我写了好几首三重唱，都相当和谐。如果将来有机会写补篇的话，也许还要再提一提的。我们在那里还演喜剧。我用十五天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剧，名叫《冒昧订约》。读者在我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这个剧本，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情洋溢而已。我在那里还写了几篇小作品，其中有一篇诗剧，题为《西尔维的幽径》，这本是沿着歇尔河的那片园子里的一条小径的名字。我搞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中断我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和我在杜宾夫人身边所担任的工作。
当我在舍农索发胖的时候，我那可怜的戴莱丝也在巴黎发胖了，虽然那是另一种胖；我回巴黎时发现我干的那档子事竟比我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以我当时的处境而论；这事会使我尴尬万分的，幸亏同桌吃饭的伙伴们早给我想出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不能叙述得过于简略。在说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引咎自责，而两者都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在阿尔蒂纳逗留巴黎期间，我们不在馆子里用餐；通常都是在附近，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一个裁缝的女人拉·赛尔大娘家里吃包饭。这里伙食相当糟，不过由于包饭的人都是可靠的正派人，仍然很受人欢迎。她家不接受生客，要包饭必须有一个老膳友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放荡汉，很有礼貌又很有才情，但是说起话来荤味十足，他就住在那家，招来一批嘻嘻哈哈、派头十足的青年人，都是警卫队和枪兵队里的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全体舞女的保护人，天天把这个美人窝的全部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迪普莱西斯先生是退休陆军中校，是位善良而贤哲的老人，还有安斯莱，是枪兵队的军官，他们俩在这班青年人中间维持一点秩序。来包饭的也有商人、金融界的人、粮商，但是都有礼貌，很正派，都是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总之，在那个包饭馆里，人们遇到各行各业的象样的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例外，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见过；而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来。这一席人，人数相当多，都是极快乐而又不喧哗，常说笑话却又不粗俗。那个老骑士，尽管讲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内容都是近乎淫猥的，却从来不失他那种旧朝廷上的文雅风度，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是妙趣横生，连女人也可以原谅的。他的谈话给同桌的定下调子：所有那些青年人都各说自己的艳遇，既放肆又有风趣。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特别因为到拉·赛尔大娘家那条巷子正对着迪夏大娘的铺子，而迪夏大娘又是个著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许多漂亮姑娘，我们这些先生们饭前饭后总要去和她们聊聊。我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上那里去寻开心的，只要跟他们一起进去就成了，可我从来也不敢。至于拉·赛尔大娘，我在阿尔蒂纳走后还常到她家吃饭。我在那里听到大堆的轶事，十分有趣，同时也就渐渐学会了——谢天谢地，倒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是他们的那些处世箴言。受害的体面人物、带绿帽子的丈夫、被诱奸的女人、私下生的孩子——这些都是那儿最普通的话题。谁最能叫育婴堂添丁进口，谁就最受人喝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也接受了在十分亲切而且十分体面的人物中间盛行的那种想法。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照此办理。”这正是此时我要找的出路。我就下决心采取这个办法，轻松愉快，毫无顾忌，唯一要克服的倒是戴莱丝的顾忌，我说得舌敝唇焦，她总是不肯采取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的母亲也怕有了孩子给她添麻烦，就来帮我说话，结果她被说服了。我们找了个稳当可靠的接生婆，叫古安小姐的，住在圣·欧斯塔什街的尽头，把这件事托了她。到时候，戴莱丝就由她母亲带到古安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她好几次，带给她一个标记，写在卡片上，一式两份，拿一份放在婴儿的襁褓里，由接生婆按通常的方式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同样的岔子，同样的办法，只是标记给忘掉了。我依然未多考虑，她依然不太赞同：她只是叹息着答应了。人们将陆续看到这种不幸的行为在我的思想上和命运上所产生的种种变故。至于目前，就叙述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非我始料所及，且又非常惨痛，将迫使我时常回头谈到这个问题。
我要在这里说一说我初次认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况，她的名字将在这部回忆录里常常出现：她原名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和包税人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儿子埃皮奈先生结婚。她的丈夫跟弗兰格耶先生一样，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而对这门艺术的癖好就使得这三个人变得亲密无间了。弗兰格耶先生把我介绍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和他有时也一同在她家晚餐。她亲切，机智，多才多艺，和她结识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她有个朋友叫埃特小姐，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她和瓦罗利骑士同居，这骑士名声也不好。我相信，同这两个人的交往对埃皮奈夫人是有害的。埃皮奈夫人虽然赋性极好苛求，却生来有些绝好的优点，足以控制或弥补做得过头的事情。弗兰格耶先生对我很好，因而使得她对我也有些友好。他坦白地告诉我说他和她有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它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也都知道了，我在这里本来是不会说的。弗兰格耶先生甚至还对我说了关于这位夫人的一些很离奇的隐私。这些隐私，她自己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也从来不以为我会知道，因为我没有、并且这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对任何人说起的。这种双方对我的信任使得我的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在弗兰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深知我的为人，虽然知道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对我还是很信任。我极力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显然是辜负了她对他的爱情的。这三个人说什么，我都不给串通，十分忠实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三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能从我口里套出另两个人的秘密来，同时我对那两个女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隐瞒我和对方的交谊。弗兰格耶夫人想利用我做许许多多的事，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托我带封信给弗兰格耶，不但同样受到严词拒绝，并且我还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她想把我永远赶出她的大门，她只消向我再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就行了。应该为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有使她不快，她还把这事对弗兰格耶说了，对我夸奖备至，而且继续款待我。这三个人我都是要敷衍的，我多多少少是倚仗着他们，同时也是依恋着他们的。在这三个人的风波险恶的关系中，我就是这样做得既得体又殷勤，但又始终是既正直又坚定，所以我把他们对我的友谊、尊敬和信任，一直维持到底。尽管我又蠢又笨，埃皮奈夫人还要把我拉进舍弗来特俱乐部，这是圣·德尼附近的一座公馆，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产业。那里有个舞台，时常演戏。他们要我也担任一个角色，我背台词一连背了六个月，上了台还是从头到尾都要人提词。经过这次考验，他们再也不叫我演戏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同时也就认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我第一次见她，正是在她结婚的前夕；她领我去看她的新房，并且以她那与生俱来的媚人的亲昵态度跟我谈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亲切，但是我万想不到这个年青女人竟有一天会主宰着我一生的命运，并且，尽管她不负任何责任，却把我拖进了我今天所处的这个无底深渊。
虽然我从威尼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谈到狄德罗，也没有谈到我的朋友罗甘，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们两人，特别是和狄德罗的交谊更一天比一天亲密起来。我有个戴莱丝，他有个纳内特；这使我们两个人之间又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戴莱丝长得虽然跟他的纳内特一样好看，却脾气温和，性情可爱，值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去爱她；而他那个纳内特却是个粗野撒赖的泼妇，在别人眼里表现不出一点温文尔雅，足以补偿她所受的那种不良教育。然而他却和她正式结婚了。如果他是有约在先的话，这当然很好。至于我，我却不曾许下这样的愿，我不急于学他的榜样。
我也早已和孔狄亚克神父结识了，他当时跟我一样，在文坛上是个无名小卒，但是已经具备了今日成名的条件。我也许是看出他的禀赋、认识他的价值的第一个人。他似乎也很乐意和我来往，当我住在让·圣德尼路歌剧院附近关起房门写赫希俄德那一幕戏的时候，他有时来和我面对面一起吃饭。他当时正在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第一部著作。写完了的时候，他很难找到一个书商肯承印这本书。巴黎书商对任何新手都是傲慢而刁难的，而形而上学在当时又很不时髦，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材。我对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和他的著作；我给他们介绍认识了。他们俩生来就是应该彼此相投的，果然一见如故。狄德罗要书商迪朗接受了神父的手稿，因而这位大玄学家从他这第一本书得到了一百埃居的稿费——简直象是得了一笔恩赏。就连这点稿费，要是没有我，也许还到不了手呢。我们三个人住得很远，就每星期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到花篮饭店去吃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很合狄德罗的心意，因为他这个人差不多是有约必爽的，对这个约会却从来没有爽过一次。我在这一聚会中订了一个出期刊的计划，命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两人轮流执笔。我草草编了第一期，这就使我跟达朗贝认识了，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了这件事。由于有些意外事件出来挡道，这个计划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刚着手编《百科辞典》，开头只准备把钱伯斯的翻译过来，就跟狄德罗刚译完的那部詹姆士的《医学辞典》差不多。狄德罗要我给这第二桩事业帮点忙，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答应了。他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作家都只给三个月的限期，我就在这三个月限期内很仓卒、很潦草地写成了。但是我是唯一如期完稿的人。我把我的手稿交给他了。这个手稿是我叫弗兰格耶先生的一个名叫杜邦的仆人誊清的，他写得一手好字，我从自己腰包里掏了十埃居给他。这十埃居一直没有人还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方面答应给我报酬，后来他一直没有再提，我也没有向他开口。
《百科全书》的工作由于他的入狱被打断了。他的《哲学思想录》给他招来过一些麻烦，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下文。这次《论盲人书简》就不同了。这本书除了几句涉及私人的话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可责难的，可就是这几句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为此，他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我朋友的不幸令我感到的焦急是永远也无法形容的。我那易于伤感的想象力老是把坏事想得更坏，这次可就慌起来了。我以为他要在那里关一辈子。我几乎急疯了，就写信给蓬巴杜尔夫人，恳求她说情把他放出来，或者设法把我和他关在一起。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的信写得太不理智了，当然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不多时以后，可怜的狄德罗在监狱中倒是得到了若干优待，对此我绝不自诩是由于我的信的缘故。但是如果他在监狱中的生活还象原来那样严厉的话，我相信我会伤心得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根下死去的。此外，我的信固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我也没有拿这封信去到处吹嘘，因为我只对很少很少的人提起过，而且从来没有告诉过狄德罗本人。
第八章
前章结束时，我必须暂停一下。随着这一章，我那重重灾难之链就以最初的环节开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显贵的两个人家生活过，虽然我不怎样善于处世，也免不了在那里结识几个人。特别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的储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我又认识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编印了一部很好的卢梭文集而知名文坛。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丰特亲－苏－波瓦去住一两天，因为储君在那里有所房子。我们俩都去了。从范塞纳监狱经过的时候，我一见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晚饭时，储君谈起狄德罗被拘禁的事，男爵为了引我说话，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谨慎，我立刻为他辩护起来，其态度之激烈倒显得我太不谨慎了。这种过分的热心本是一个不幸的朋友引起来的，所以大家也都谅解，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时在座的还有两个德国人，都是随侍储君的。一个是克鲁卜飞尔先生，富有机智，是储君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掉了男爵，成了储君的保傅；另一个是个青年人，叫格里姆，他暂充储君的侍读，等着另找职业，他的服装寒素就说明他是急需找职业的。就从那天晚上起，克鲁卜飞尔和我开始结识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里姆君的结识，发展得就不这样迅速：他不怎么肯露头角，绝没有后来时运亨通时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第二天午餐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我听说他能用钢琴伴奏，高兴极了。饭后，主人叫拿乐谱来，我们就在储君的钢琴上演奏起来，搞了一整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对于我，先是那么甜蜜，后来又是那么可悲。在这一点上，将来我要大谈特谈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经从城堡里出来了，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房屋和园子里活动，只要不出这个范围，还准许他接见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里多么难过啊！我因为有些要事，无法摆脱，在杜宾夫人家里羁留了两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样，之后，我就飞奔到我的朋友的怀抱中了。真是难以形容的时刻啊！他当时不是单独一人，达朗贝和圣堂的司库和他关在一起。可是我一进门，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一个人，我一个箭步，一声大叫，就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紧紧把他抱住，只有眼泪和呜咽，什么话也没有了。我激动和快乐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挣脱我的臂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转头向那个教士，对他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爱我。”当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考虑不到这种利用我的激情来作自我表扬的态度，但是从那以后，我有时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如果我处在狄德罗的地位，这绝不会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我发现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虽然现在这里已经相当舒适，还可以在园林里自由散步，而园林连围墙都没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才不至于尽往愁处想。毫无疑问，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恼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务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过一个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范塞纳堡足有两里约。我手头不宽裕，不能雇马车，所以我一人去时就步行，下午两点钟出发，快快地走，好早点到达。路边的树，依当地的风尚，剪得秃秃的，几乎没有一点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动弹不得了。为着走慢一点，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随身带一本书。有一天，我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读，忽然看到第戎学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个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
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得到的印象还记得非常真切，但是详细情形自从我在致德·马勒赛尔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里写出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这是我的记忆力的一个奇特之点，值得说明一下。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就为我效劳，而一旦把内容付之笔墨，它就抛弃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经我写出，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个特点也体现在音乐里。在我学习音乐之前，我会背许多歌曲，而当我学会了读谱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记不得了。我怀疑在我最爱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还能有一支记得完整的。
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范塞纳堡时神情激动得近乎发狂。狄德罗看出来了，我就给他说明了原因，并把我在一棵橡树底下用铅笔写出的一段拟法伯利西乌斯的演说词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我的思想放手发挥下去，写出文章去应征。我照办了，而且从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此后，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一刹那的狂妄产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议的速度激扬起来，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窒息掉了；而最足惊人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田里持续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在任何别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样激烈过。
我写这篇讲演，方式很奇特，后来我在别的著作里。也几乎一直用这种方式。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写讲稿上面。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等到我对这段文章感到满意的时候，我就把它存到脑海里，直到能落笔写到纸上为止。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费的时间，使我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到拿起笔来写的时候，我拟好了的文章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勒·瓦瑟太太来权当秘书。在这以前，我已经把她和她的女儿、她的丈夫都搬到离我较近的地方来住了；就是她，为了让我节省一个仆人，每天早晨来替我生炉子，做些杂事。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给她写。这个办法，我曾继续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遗忘。
这篇讲演写好后，我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并且指出了几个应该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作品虽然热情洋溢，气魄雄伟，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的手笔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数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匀称与谐和了。不过，不论你生来有多大才能，写作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到手的。
我把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以外，没有跟任何别人说过。自从他到弗里森伯爵家以后，我和他来往非常密切。他有一架钢琴，这就做了我们聚会的场所，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跟他围在钢琴旁边度过了，我们从早到晚，或者毋宁说，从晚到早，无休无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谁要在杜宾家里找不到我，准能在格里姆家里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听戏。我本来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剧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钱跟他一起到法兰西剧院去，这个剧院是他爱得入迷的。最后，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把我跟这个青年人连结起来，使得我跟他难以分离，连那可怜的姨妈我都疏远了。所谓疏远，也就是说跟她相处的时候少了些，因为我对她的依恋心情，这一辈子也没有一时一刻衰减过。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不能两头兼顾，这就格外加强了我要跟戴莱丝住到一起来的念头；我本来早就有这个念头，只是她家人口众多，特别是没有钱置备家具，这就使我把这计划一直搁了下来。这次出现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机会，我就利用上了。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够开支，主动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个金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听说我要自置家具，又帮了我一点忙。我们把戴莱丝原有的一点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馆里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里的住户都是些正派人。我们尽力之所能把那里布置了一下，安静地、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庐为止。
戴莱丝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温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这个绰号，格里姆后来又开着玩笑从母亲头上移到女儿头上了。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说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还以有上流社会的礼仪与风度自豪呢。但是她那套诡秘的花言巧语叫我受不了；她教给女儿一些坏招，极力叫她在我面前装假，又分别地奉承我的许多朋友，挑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跟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相当好的母亲，因为这样做于她自己是有好处的，她又为女儿掩盖过失，从中得到利益。这个女人，虽然我对她小心照顾，无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礼物，一心一意只想使她能疼爱我，但由于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便成为我的小家庭里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我在这六、七年之中，尝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载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莱丝的心是一颗天使的心。我们的感情随着我们的亲密而增加，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觉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乐趣是可以描写出来的话，它们会以其简单朴质而使人发笑的。我们在城外耳鬓厮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时，就阔气地花上十个或八个苏；我们当着那大窗口吃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两张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与窗口同宽的大木箱上。这时，窗台就是我们的桌子，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四周景物，看着过往行人，虽然在五层楼上，却能一面吃着，一面恍若置身街道。这种晚餐，只有半磅大面包、几个樱桃、一小块奶饼、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写得出，谁能感觉得到这种晚餐的妙趣呢？友谊啊，信任啊，亲密啊，灵魂的温馨啊！你们所配的作料是多么美妙呀！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妈妈提醒我们，真想不到时间已经那么晚了。但是这些细节还是撇开不谈吧，它们会显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这样说、这样感觉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语所能描写出来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有过一次较粗鄙的享乐，也是我应该引以自责的最后一次那样的享乐。我曾说，克鲁卜飞尔牧师是很可爱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亚于与格里姆，并且后来处得也同样亲密。他们两个有时也在我家吃饭。这些便餐，虽然太简单一点，却被克鲁卜飞尔的妙趣横生、如癫如狂的玩笑和格里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语腔调搞得热热闹闹的——格里姆那时还没有成为法语纯正癖者呢。我们的小饮宴不以口腹之乐为主，但是欢情洋溢足以补偿其不足，我们彼此相处甚得，寸步不能相离。克鲁卜飞尔在他的寓所里包了一个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为他无力独自养活她。有一天晚上，我们进咖啡馆，遇到他正从咖啡馆出来，要去那姑娘家进晚餐。我们嘲笑他。他报复得非常雅致，邀我们一起去姑娘家吃饭，转而嘲笑我们。那个小可怜虫似乎天性相当好，十分温柔，还不很惯于她那一行，有个老鸨跟她在一起，极力训练她。闲谈和畅饮使我们乐而忘形。那位好克鲁卜飞尔请客就要请得彻底，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三人先后同那可怜的小丫头到隔壁房里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格里姆一口咬定说他没有碰她，说他所以和她呆那么久，是故意叫我们着急，拿我们寻开心的。可是，如果他这次当真没有碰她的话，也颇不象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他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这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里的。
我从这个姑娘住的麻雀路出来，羞惭得和圣－普乐从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我写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戴莱丝根据某种征象。特别是根据我那种慌慌张张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为了减轻心头负担，马上就一五一十对她明说了。幸亏我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就得意洋洋地跑来对她述说我的罪过，并且添油加醋。从那时起，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不怀好意地向她提起这段往事：关于这一点，他是特别不应该的，因为我既然自觉自愿地信任他，我就有权期待他不使我对此后悔。而对我的戴莱丝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没有比这一次感觉更为深切的了。她嫌恶格里姆的作风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只挨了她一些缠绵而动人的责备，并没有发现任何愤恨的痕迹。
这个绝好的女子，心地有多么忠厚，头脑就有多么简单，这就够说明一切了。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还是值得补写出来。我曾告诉她说克鲁卜飞尔是个牧师兼萨克森－哥特储君的私人牧师。一个牧师，对她说来，是那么独特的一种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干的许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来，竟把克鲁卜飞尔当作教皇了。第一次我回到家来听她说教皇曾来看我，我以为她疯了。我叫她解释给我听，然后，我就赶忙跑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格里姆和克鲁卜飞尔。我们从此就把克鲁卜飞尔称之为教皇。我们又把麻雀路的那个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贞妮。这样一来就笑得没完没了，笑得气都喘不过来。有人硬说我曾在一封信中——这是借我自己的口说——说我平生只笑过两次，这种人是不曾认识那个时代的我，也不认识少年时代的我的，否则，他们是绝不会想出这种话来的。
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经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听说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又唤醒了我写出那篇文章时的全部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赋予了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灌输到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从此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虽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对别人嗤笑的畏惧，阻止我立即照这些原则行事，阻止我与当时的信条公开决绝，我却从此下定决心，只等到种种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胜利的时候，便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
当我正对人类的种种义务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有一件事又来促使我对自己的义务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对自己太真诚，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决不愿拿我的行动来否定我的原则，我便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前途以及我和他们母亲的关系。我根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是宗教的法则——这个宗教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纯粹、神圣和永恒的，而人们却装模作样，说要纯化它，实际上把它反而玷污了。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公式，把它化为一种说空话的宗教，因为订立条规而自己却免除实践的义务，自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办到的事都—一规定出来。
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我在这样做时心灵的宁静却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人，听不到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内心里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这种硬心肠倒是极其简单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这么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我可能是做错了，却不可能有这样硬的心肠。如果我要陈述理由的话，那就说来话长。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能诱惑我，它们也就能诱惑很多别的人，我不愿意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让自己受到同样错误的蒙蔽。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当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的时候，当我准备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了。从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是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没有给予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使他们由于这样的处理而免于遭到他们父亲的命运，也免于遭到我万一被迫遗弃他们时便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后来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他们，他们会不会就幸福些呢？至少，会不会被抚养成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人家会使他们怨恨他们的父母，也许还会出卖他们的父母：这就万万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免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我若想瞒过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笃实，嘴很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是蒂埃里医生，我那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权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觉得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前途。我过去恨不得，现在还是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养。
当我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肠，但不是抱着同样无私的目的。我曾把她们——她和她的女儿——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看我的情面，爱护她们无微不至。母亲就把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杜宾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没有告诉杜宾夫人我已经如何不顾自己收入微薄而尽力供养她们，所以杜宾夫人又另外予以供应。这种隆情厚谊，女儿受着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好几砍倾谈别的事情之后，她才把实情吐露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这么一清二楚，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作过丝毫透露；就是现在，我也还不晓得她的媳妇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们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儿媳弗兰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里留不住话。她第二年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离开她家了，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稿存函札集。我在这封信里所陈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说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倒是来自这一方面的，我却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