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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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棱特宗教会议，天主教会于1545—1563年间在瑞士特棱特举行的三次宗教会议，旨在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和新教。
②牟里罗（Murill，1618～1682），西班牙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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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彼岸。——人们深为痛心地承认，一切时代的艺术家在其才华横溢的顶峰，恰恰把我们今日视为谬误的一种观念提举到了神化的地步：他们是人类的宗教迷误和哲学迷误的颂扬者，倘无对人类的绝对真理的信念，他们不会这么做。如果根本除去对这一真理的信念，驾于人类知识与迷误两端的虹彩黯然失色，那么，象《神曲》、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哥特式教堂这一类艺术就决不可能复兴，它们不仅以艺术对象的宇宙意义、而且以其形而上意义为自身的前提。于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信念，便仅仅成了动人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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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的革命。——法国戏剧家加于自己的严格限制，如情节、地点、时间三一律，关于风格、诗格、句式的法则，关于选择语言和思想的法则，乃是一种重要的练习，正如同现代音乐发展中对位法和赋格曲的练习，或者希腊演说术中的高尔吉亚①风格一样。如此约束自己似乎是荒谬的；但是，除了首先极严格地（也许是极专断地）限制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摆脱自然主义。人们如此逐渐学会优雅地走过哪怕是架在无底深渊上的窄桥，其收获是动作练得极其灵巧，正如音乐史向如今活着的一切人所证明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到，束缚如何一步步放松，直到最后仿佛可以完全解除：这个“仿佛”乃是艺术中必然发展的最高成果。在现代诗艺中缺乏这种从自造的束缚中逐渐摆脱出来的幸运过程。莱辛使得法国形式即当时唯一的形式在德国受嘲笑，并让人们参照莎士比亚，因而，人们不是循序渐进地摆脱束缚，而是一跃而入于自然主义——也就是说，退回艺术的开端。歌德试图摆脱自然主义，其办法是用种种方式不断重新自加束缚；然而，发展的线索一旦中断，即使最有才华的人也只是从事不断的试验。席勒的形式有相当的确定性，这要归功于他尽管否认、却在无意中尊崇着法国悲剧的典范，与莱辛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众所周知，他贬薄莱辛的悲剧尝试）。在伏尔秦之后，法国人突然也缺乏足够的才能，来把悲剧的发展从限制中引向自由的外观；他们后来遵照德国榜样也一跃而入于艺术的一种卢梭式自然状态，从事起试验来了。只要时时阅读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由于传统的中断，欧洲文化究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什么。伏尔泰是用希腊规范来约束自己由巨大悲剧暴风雨所孕育的动荡不宁的灵魂的最后一位伟大戏剧家，他具备一切德国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因为法国人的天性要比德国人的天性远远接近希腊人；他也是在处理散文语言时犹有希腊人的耳朵、希腊艺术家的责任心、希腊的质朴和优雅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他甚至还是一身兼备最高精神自由和绝对非革命观点而并不怯懦彷徨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在他之后，现代精神带着它的不安，它对规范和约束的憎恨，支配一切领域，先是借革命的狂热挣脱缰绳，然后当它对自己突然感到畏惧惊恐之时，又重新给自己套上缰绳，——不过是逻辑的缰绳，而非艺术规范的缰绳了。虽则由于这一解放，我们一时得以欣赏各民族的诗歌，一切生长在隐蔽角落的、原始的、野生的、奇丽的、硕大无比的东西，从民歌到“伟大的野蛮人”莎士比亚；我们玩味迄今一切艺术民族感到陌生的地方色彩和时装的乐趣；我们充分利用当代“野蛮的优点”，歌德就以之反对席勒，为他的《浮士德》的缺乏形式辩护。但为时多久呢？一切民族一切风格的诗歌的滚滚洪流必定冲刷掉那尚能借以幽静生长的土壤；一切诗人不论一开始力量多大，必定成为试探着的模仿者，大胆的复制者；至于公众，在表现力量的控制中，在一切艺术手段的协调中，业已忘记欣赏真正的艺术行为，必定愈益为力量而推崇力量，为色彩而推崇色彩，为思想而推崇思想，为灵感而推崇灵感，因而倘若不是剥离出来，就全然不能欣赏艺术品的要素和条件，最后自然而然地提出要求：艺术家必须把它们剥离出来交到他们手上。是的，人们抛弃了法国艺术和希腊艺术的“不合理”束缚，但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把一切束缚、一切限制都视为不合理了；于是艺术力求解除它们，其间便经历了——真是富有教益——它的原始、幼稚、不完全、已往的冒险和过度等一切状态：它用毁灭来诠释它的产生和变化。有一位伟人，他的直觉完全可以信赖，他的理论所缺少的只是三十年以上的实践，——拜伦有一次说：“诗歌一般所达到的我都达到了，我愈是对此加以深思，就愈是坚信我们全部走在错误的路上，人人都一样。我们全都追随着一个内在错误的革命体系——我们或下一代仍将达到同一种信念。”这同一个拜伦又说：“我把莎士比亚看作最坏的榜样，同时也看作最特殊的诗人。”而歌德后半生成熟的艺术见解所表达的不正是同一层意思吗？他岂非凭借这种见解而超出好几代人，使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歌德或许还完全没有发生影响，他的时代或许刚刚在到来？正是由于他的天性使他长期执着于诗歌革命的道路，正是由于他最深切地体会了因传统中断而在新的发现、展望和补救手段中间所暴露的一切，似乎从艺术废墟里发掘出的一切，所以他后来的改弦更辙才如此沉重。这表明他意识到了一个深刻的要求：恢复艺术传统；在毁坏尚且必须有巨大力气的地方，倘若臂力太弱不足以建设，那么至少也要靠眼睛的想象力来把古庙的断垣残柱复原为昔日的完美整体。所以，他生活在艺术中就象生活在对真正艺术的回忆中一样：他的诗歌是回忆、理解久已消逝的古老艺术时代的手段。他的要求尽管不能靠现代的力量来满足；但是，这方面的痛苦却因一种快乐而得到充分补偿：这要求一度曾经满足过，而且我们仍然可以分享这种满足。不是个人，而是或多或少理想的面具；不是现实，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普遍；时代特性、地方色彩淡薄得几乎不可见，使之化为神话；当代感觉和当代社会问题凝聚在最简单的形式中，撇除它们的刺激、紧张、病态的特征，使它们除了在艺术意义上之外，在其他任何意义上都失效；不是新题材和新性格，而是老的、久已习惯的题材和性格却不断改造和新生：这便是歌德后期所理解的艺术，这便是希腊人以及法国人所从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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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尔吉亚（约公元前485～377），古希腊修辞学家。他的演说辞富丽堂皇，和谐悦耳，史称“高尔吉亚风格”，对希腊演说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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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剩余什么。——诚然，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前提下，例如，倘若人性不变、世界的本质始终显现于全部人性和行为中这样的信念得以成立，艺术便具有大得多的价值。这时艺术家的作品就成了永恒常存者的形象。相反，在我们看来，艺术家只能给予他的形象以一时的有效性，因为整个人类是生成变化的，即使个人也决非一成不变的。——在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前提下情况也一样：假定我们的可见世界只是现象，如形而上学家们所主张的，那么，艺术就相当接近于真实世界；
因为现象世界与艺术家的梦境世界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而其余的差别甚至使艺术的意义超过自然的意义，因为艺术描绘的是自然的共性、典型和原型。——然而，这些前提都是错误的；按照这一认识，艺术现在还保持一个怎样的地位呢？数千年来，它谆谆教导，要兴趣盎然地看待各种形态的生命，把我们的感情带到如此之远，我们终于喊到：“管它好活歹活，活着就是好的！”艺术教导我们，要热爱生存，把人的生命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但并不过分剧烈与之一起运动，看作合规律发展的对象，——这一教导已经融入我们血肉，现在又作为强烈的认识需要大白于天下。人们可以放弃艺术，但不会因此而丧失从它学得的能力；正如同人们已经放弃了宗教，但并没有放弃因它而获得的崇高和升华的心境。正象造型艺术和音乐是借宗教而实际获得和增添的情感财富的尺度一样，在艺术一度消失之后，艺术所培育的生命欢乐的强度和多样性仍然不断要求满足。科学家乃是艺术家的进一步发展。
223
艺术的晚霞。——正如人在垂暮之年回忆青春岁月和庆祝纪念节日一样，人类对待艺术不久就会像是在伤感地回忆青春的欢乐了。也许艺术从来不象现在这样深切感人，情意缠绵，因为死神似乎在它周围嬉戏了。不妨想一想意大利的那个希腊城市，那里一年一度还在庆祝他们的希腊节日，为异国的野蛮日益战胜他们自己的风俗而忧伤落泪；从来不曾如此欣赏希腊的事物，没有一处如此狂欢地纵饮这金色的琼浆，如同在这些湮灭着的希腊后裔之中那样。人们不久就会把艺术家看作一种华丽的遗迹，由于古代的幸福系于他的力和美，便把他作为奇怪的异类而赐以光荣，我们是不会把这光荣赐与我们的同类的。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也许是从古代的情感中继承下来的，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再直接地获得它们；太阳已经沉落，但我们生命的苍穹依然因它而绚丽辉煌，尽管我们已经不再看见它。
（周国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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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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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所谓理解别人，就是在我们心中模仿别人的情感，只不过我们往往要追溯他的某一确定情感的原因，例如追问：他为何忧伤？——以便自己从这原因出发也变得忧伤；但更常见的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别人身上发生和显示的效果，在我们心中唤起情感，这时我们在自己身上模仿别人的眼神、声音、步态、姿势（甚或它们在文字、图画、音乐中的写照）的表达方式（至少达到肌肉和神经活动的轻微相似）。于是，由于动作与感觉受到由此及彼和由彼及此的训练，其间有了一种因袭的联想，我们心中便会产生一种相似的情感。在这种理解别人情感的本领方面，我们一生甚有成就，只要我们与人相遇，几乎总在不由自主地练习这种本领：尤其请观察一下女子的面部表情，如何不停地模仿和反映她所感觉到的四周情景，时而颤动，时而闪光。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音乐，我们在迅速而细致地领悟情感和发生同感方面都是音乐大师。倘若音乐是情感的模仿之模仿，那么，尽管那情感遥远而不确定，音乐仍然常常足以使我们分享这种情感，以致我们毫无来由地悲伤起来，完全像个傻瓜，纯粹因为我们听到了音律，这音律以某种方式使人们想起悲伤者的声音和动作，甚或他的习惯的声音和动作。据说有一个丹麦国王，他因一个歌者的音乐而沉浸在战斗的激情中，一跃而起，杀死了他朝廷里的五个宫人。当时并无战争，并无敌人，毋宁说一切都相反，可是由情感回溯原因的力量如此强大，足以胜过了眼前印象和理智。然而，这几乎总是音乐的效果（假如它正在发生作用），而且无需举出如此荒诞的事例便可认识这一点：音乐使我们陷入的那种情感状态，几乎永远与我们对眼前实际境况的印象，与明了这实际境况及其原因的理智相矛盾的。——我们若问，为何我们对别人情感的模仿会变得如此熟练，那么，答案无疑就是：人，一切造物中最怯懦的造物，由于他那细腻而脆弱的天性，他的怯懦便成了教师，教会他发生同感速迅领悟别人（以及动物）的情感。在漫长的数千年间，他在一切陌生的和活泼的事物中看到一种危险；他如此一瞥，就立刻按照面貌和姿势形成一个印象，认定在这面貌和姿势背后隐藏着凶恶的意图。一切动作和线条都蕴含着意图，人甚至把这种看法应用到了无生命事物的本性上——陷入了幻觉，以为根本没有无生命事物。我相信，在观赏天空、草地、岩石、森林、暴风雨、晨辰、海洋、风景、春色之时，我们称作自然情感的一切，其源盖出于此，——若不是在远古时代，人们按照背后的隐义看待这一切，受到了恐惧的训练，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对于自然的快感，正像若没有恐惧这理解之教师，我们也不会有对人和动物的快感。所以，快感、惊喜感以及滑稽感都是同感的晚生子，恐惧的小妹妹。——迅速理解的能力——它因此是以迅速伪装的能力为基础的——在骄傲自负的人和民族身上大为削弱，因为他们较少恐惧；相反，种种理解和自我伪装在怯懦的民族中真是如鱼得水，这里也是模仿的艺术和较高的才智的温床。——当我从我在这里主张的这种同感论出发，思考如今正得宠并且被圣化的神秘过程论，按照此论，凭借一种神秘的过程，同情便把两颗灵魂合为一体，一个人便可以直接理解另一个人；当我想到，像叔本华这样明晰的头脑也爱好这种痴人说梦的、毫无价值的玩意儿，这种爱好又传播到了其他明晰或半明晰的头脑中，我就不胜惊诧和怜悯之至了。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荒唐多么津津有味！当全人类听从知性的秘密愿望之时，又多么近于是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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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死者的人。——虚浮的人们一旦能够对一段过去的时光发生共鸣（特别在勉为其难之时），便更高地估价这段时光，他们甚至要尽可能使它起死回生。但是，虚浮的人总是不计其数的，所以，只要他们来处理一整个时代，历史研究的危险实际上就非同小可：太多的力量虚掷在尽一切可能唤醒死者上了。用这个观点看问题，也许最能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
161
美依时代转移。——倘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音乐家想要把握住时代意识，他们就必须把美塑造得臃肿、庞大、神经质；正如希腊人立足于当时的公众道德，把美看作并且塑造成贝尔维德尔（Belvedere）的阿波罗。我们本应称之为丑的！可是幼稚的“古典主义者们”使我们丧失了全部诚实！
169
我们对希腊极为陌生。——东方或现代，亚洲或欧洲：与希腊相比，它们全都以贪大求多为崇高的表现；相反，倘若人们置身于裴斯顿、庞贝和雅典，面对全部希腊建筑，就会为希腊人善于并且喜欢用多么小的质量来表达某种崇高的东西而惊奇了。——同样，在希腊，人在自己的观念中也是多么单纯！我们在人类知识方面怎样远远超过了他们！但是，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关于心灵的观念怎样显得像迷宫一般！倘若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按照我们的心灵形态造一建筑（于此我们还太怯懦！）——那么，迷宫必是我们的样板！属于我们并且实际上表达我们的音乐已经透露了这一点！（人们在音乐中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误以为，没有人能够透过他们的音乐看出他们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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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情趣。——我们的胡言乱语与希腊人何干！我们对于他们的艺术知道什么，这种艺术的灵魂是对于男性裸体美的热爱！由此出发，他们才感受到女性美。因此，他们对于女性美有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眼光。他们对女子的爱也是如此：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爱慕，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蔑视。
172
悲剧与音乐。——斗志昂扬的男子，例如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是难于打动的，而一旦同情战胜了他们的刚强，他们便如受一阵眩晕袭击，被“魔鬼的威力”镇住，——他们于是感到不自由，因一种宗教的恐惧而激动。随后他们就对这种状态生出疑虑；只要一日身处其境，他们就品味到神不守舍（das Ausser—sich—sein）和新奇之喜悦，还夹杂着最辛酸的苦痛：这是战士合宜的饮料，一种稀有、危险、又苦又甜的东西，一个人很不容易享受到的。——悲剧就诉诸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诉诸刚强好斗的灵魂，这种灵魂难以制服，无论是以恐惧还是同情，不过同情可使这种灵魂日渐变得柔和。但是，对于那些如帆顺风一样顺从“同情癖好”的人，悲剧又有何干！在柏拉图时代，当雅典人变得更柔和更敏感之时——唉，他们距我们大小城市市民的多愁善感仍然多么遥远！——哲学家们已经在控诉悲剧的害处了。在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里，勇敢和男子气的价值提高了，这样的时代也许会使灵魂又逐渐坚强起来，以致迫切需要悲剧诗人，而悲剧诗人暂时还有点儿多余，——我这是用最温和词来说。——接着，对于音乐来说较好的时代（肯定也是较恶的时代）也许会再度到来，那时艺术家把音乐奉献给特立独行的、内心坚强的、受极其严肃的真正激情支配的人们。可是，对于正在消逝的时代中今日那些过于好动、发育不全、个性残缺、好奇贪婪的渺小灵魂，音乐又有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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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文化的基本思想。——人们现在一再看到，一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的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一样。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自己真正的个人需要来定价；“谁来消费这个，消费掉多少？”这是他的头等问题。他本能地、不断地应用这样的定价方式：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艺术和科学的成果，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整个时代的成就。他对创造出的一切都只问供应与需求，以便替自己规定一样东西的价值。这成了整个文化的特征，被琢磨得广泛适用却又至为精微，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你们最近几个世纪的人们将会为此自豪，倘若商业阶级的先知有权交给你们这笔财产的话！不过，我不太相信这些先知。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让犹太人阿培拉①去相信吧（CreB dat Zudaeus Ap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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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培拉，贺拉斯诗中一个轻信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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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沉默。——哦，你们这些世界政治大都市中的油嘴滑舌之徒，你们这些年轻有才、求名心切的家伙，你们觉得对任何事情——总会有点事儿发生的——发表你们的意见乃是你们的义务！你们如此掀起尘嚣，便以为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火车头！你们总在打听，总在寻找插嘴的机会，却丧失了一切真正的创作能力！无论你们多么渴望伟大的作品，孕育的深刻沉默决不会降临你们！日常事务驱赶你们犹如驱赶秕糠，你们却自以为在驱赶日常事务——你们这些油嘴滑舌之徒！——一个人倘若要在舞台上充当主角，就不应该留心合唱，甚至不应该知道怎样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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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人们。——有人对我说，我们的艺术诉诸现代的贪婪、无餍、任性、怨恨、备受折磨的人们，在他们荒芜的景象之旁，向他们显示一种极乐、高超、出世的景象：从而使他们得以暂时忘忧，舒一口气，也许还可以从这忘忧中恢复避世归本的动力。可怜的艺术家呵，有这样一种公众！怀着这样一种半牧师、半精神病医生的用心！高乃依要幸运得多——“我们伟大的高乃依”，如同塞维涅（Sévìngné）夫人用女人在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面前的声调惊呼的那样；他的听众也要高明得多，他以他自己的骑士的美德、严肃的责任、慷慨的牺牲、英雄的自制的形象能够使他们赏心悦目！他以及他的听众是以多么不同的方式热爱人生，并非出于一种盲目的枯竭的“意志”，因为不能灭绝它便诅咒它，而是视为伟大和人道能够并存的一个场所，在那里，哪怕是惯例的最严格限制，对于君主专制和宗教专制的屈从，也不能压抑住一切个人的骄傲、骑士精神、优雅和智慧，反而令人感到是一种刺激和动力，起而反对天生的荣耀和高贵，反对断承而来的愿望和热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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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本身”。——从前人们问：什么东西可笑？——就好象外界有些事物附有可笑的特征，而人们不过突然发现了它们罢了（一个神学家甚至认为这是“罪恶的天真之处”）。现在人们问：什么是笑？笑如何发生？人们经思索而得出结论：并不存在本身善、美、崇高、恶的东西，而是有种种心境，处在这些心境之中，我们便把上述词汇加到了我们身外身内之物上面。我们重又收回了事物的称谓，或至少想起是我们把称谓借给了事物：——我们且留神，按照这种见解，我们并未失去出借能力，我们既没有变得更富有，也没有变得更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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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与音乐。——爱情的完满幸福在于绝对的信任，这种幸福除了属于深深猜疑的恶人和愠怒者，还会属于别人吗？他们在其中享受自己灵魂的异乎寻常的、难以置信却又颇为可信的例外！有一天，那种浩渺无际的梦幻似的感觉降临他们，衬托出了他们其余一切或暗或明的生活：宛如一个诱人的谜和奇迹，大放金光，超出一切语言和形象。绝对的信任令人无言；是的，在这幸福的相对无言之中甚至有一种痛苦和沉重，所以，这种受幸福压抑的灵魂常常比其他人和善人更感激音乐：因为他们透过音乐犹如透过一片彩霓观看和倾听，他们的爱情仿佛变得更遥远、动人而且轻松了；音乐是他们的唯一手段，使他们得以凝视自己的非常境况，并且借一种疏远和缓解作用达于赏心悦目。每个恋人在听音乐时都这样想：“它在说我，它代替我说，它了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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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德国人想靠艺术家达到一种梦想的激情；意大利人想因之摆脱其实际的激情而得休息；法国人想从之获得证明其判断的机会，借机说说话。那么，我们太低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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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艺术家那样支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难免有弱点，不得不承认它们如同法则一样凌驾于我们，那么，我希望每个人至少有足够的技巧，善于用他的弱点反衬他的优点，借他的弱点命名我们渴慕他的优点：大音乐家们是相当擅长此道的。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常常有一种粗暴、强横、急躁的音调；在莫扎特那里有一种老实伙计的和气，必为心灵和智慧所不屑取；在理查·瓦格纳那里有一种强烈的动荡不安，使最有耐心的人也要失去了好脾气，但他在这里恰好回到了他本来的力量。他们全部凭借其弱点使人渴望其优点，十倍敏感地品味每一滴奏鸣着的灵性、奏鸣着的美、奏鸣着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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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剧场伦理。——谁若以为莎士比亚戏剧有道德作用，看了《马克白斯》就会不可抵抗地放弃野心的恶，他就错了。倘若他还相信莎士比亚本人与他有此同感，他就更错了。真正受强烈野心支配的人会兴高采烈地观看他的这一肖像；而当主角毁于自己的激情时，不啻是在这盆兴高采烈的热汤里加上了最刺激的佐料。诗人自己感觉不同吗？从犯滔天大罪那一刻起，他的这位野心家何等帝王气派地走上他的舞台，绝无一副流氓相！从这时起，他才“魔鬼似地”行动，并吸引相似的天性效仿他——在这里，“魔鬼似地”是指：违背利益和生命，顺从思想和冲动。你们是否以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用两位主人公毁于通奸提供了一个反对通奸的教训？这可是把诗人颠倒了：诗人，尤其象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珍爱自己的激情，同样也珍爱自己准备赴死的心境——他们的心灵之依附于生命，并不比一滴水依附于玻璃杯更执着。他们不把罪恶及其不幸的结局放在心上，莎士比亚是这样，索福克勒斯（在《埃阿斯》、《匪罗克忒忒斯》、《俄狄浦斯》中）也是这样：后者在这些剧中本来可以很容易把罪恶当作全剧的杠杆，但他毫不含糊地避免了。悲剧诗人同样不愿意用他的生命形象来反对生命！他宁肯喊道：“这是最大的魅力，这令人兴奋的、变幻的、危险的、阴郁的、常常也阳光普照的人生！生活是一场冒险，——无论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它始终会保持这种性质！”——他的呼喊发自一个动荡不安，力量充沛的时代，发自一个因洋溢的热血和精力而如痴如醉的时代，——发自一个比现代恶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把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意图弄得合宜而公正，即必须将它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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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的眼光看。——假定艺术中的美永远是幸福者的肖像（我认为这是真理），是依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自立法则的个人对于幸福者的想象为转移的，那么，现代艺术家的所谓现实主义关于现代幸福的看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无疑是现实主义类型的美，为我们今天最容易理解和欣赏的。因此，我们是否必须相信，我们今天的幸福就在于对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尽量敏锐的感觉和忠实的把握，因而并非在于真实性，而是在于对真实性的知识呢？科学的作用已经如此广泛而深入，以致本世纪的艺术家也不自觉地成为科学的“神圣性”本身的颂扬者了！
434
辩护。——朴实无华的风景是为大画家存在的，而奇特罕见的风景是为小画家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然和人类的伟大事物必为其崇拜者中渺小、平庸、虚荣之辈辩护，——而伟人则为质朴的事物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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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领域更广阔。——我们在自然中巡游，机敏又快活，为了发现并仿佛当场捕获万物固有的美；我们时而在阳光下，时而在风雨交加时，时而在朦胧微曦中，欲窥见那一段达于完美和极致的，点缀着峭岩、海湾、油橄榄树、伞松的海岸。同样，我们也应如此巡游于人中间，做他们的发现者和侦察者，显示他们的善与恶，以此展列他们固有的美，这美的展现，在一人须在阳光下，在另一人须在暴风雨中，在第三人又须在暗夜和雨天里。难道禁止把恶人当作有其粗犷线条和配光效果的原始风景来欣赏吗？如果恶人装出善良规矩的样子，我们看了岂不像一幅劣作和讽刺画，犹如自然中一个污点令我们苦恼？——是的，这是禁止的，人们至今只知道在道德的善人身上寻找美，——难怪他们所得甚少，总在寻找没有躯体的虚幻的美！——恶人身上肯定有百种幸福为道学家们想所未想，也肯定有百种美，许多尚未被发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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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甲：为何这样狐独？——乙：我没有生任何人的气。不过，我觉得独处时看我的朋友，比起与他们共处时更清楚、更美，而当我最爱音乐、最受其感动时，我是远离音乐而生活的。看来，我需要远看，以便更好地思考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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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好东西必须变得干燥。——怎么！应当以一部作品所诞生的时代的眼光来理解这部作品吗？然而，倘若不是这样来理解它，会有更多的乐趣，更多的惊奇，学到更多的东西！你们不曾注意到吗，每一部优秀的新作，只要它处在当时潮湿的空气里它的价值就最小，——因为它尚如此严重地沾有市场、敌意、舆论以及今日与明日之间一切过眼烟云的气息？后来，它变干燥了，它的“时间性”消失了——这时它才获得自己内在的光辉和温馨，是的，此后它才有永恒的沉静目光。
513
界限与美。——你在寻找有优美教养的人吗？那你就应当像在寻找优美景物时一样，满足于有限的眼光和视野。——无疑也有全面的人，他们必定像全面的景物一样富有教益，今人惊奇，但是不美。
540
学习。——米开朗基罗在拉斐尔身上看到功力，在自己身上看到自然：在拉斐尔是学习，在他自己是天赋。然而，这是一种迂见，是怀着对大学究的敬畏之心说出来的。天赋，若非从前——不论是我们父辈时，还是更早——的一片段学习、经验、练习、掌握、同化，又是什么呢！而且，学习就是自己使自己有天赋——不过学习并非易事，不能光靠善良的愿望；必须善于学习。在艺术家身上，常有一种猜忌或骄矜，一旦遇到异已的因素，就立刻锋芒毕露，不由自主地从学习状态进入防御状态。拉斐尔和歌德一样，没有这种猜忌或骄矜，所以他们是伟大的学习者，而不仅仅是祖传矿藏的剥削者。拉斐尔是作为一个学习者逝去的，当时他正在把他伟大的对手自称“自然”的东西占为已有：他每天从中搬走一些，这最高贵的窃贼；但是在他把整个米开朗基罗转移到自己身上之前，他就死了——他的最后一批作品，作为一项新的学习计划的开端，不够完美，却仍然相当出色，正是因为这伟大的学习者在他最艰难的作业中被死神打扰，把他所憧憬的本可达到的最终目标一起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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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逃避”。——那种智力痉挛的人，对自己焦躁而阴郁，就象拜伦和阿尔弗雷德·缪塞①一样；他们做任何事，都象脱缰之马，从自己的创作中仅获得一短暂的、几乎使血管崩裂的快乐和热情，接着便是严冬一般的悲凉和忧伤，这种人该如何忍受自己呵！他们渴望上升到一种“外在于自我”（Ausser—sich）的境界；怀此渴望的人，如果是基督徒，则祈求上升到上帝之中，“与上帝合为一体”；如果是莎士比亚，则上升到热情人生的形象中方感满足；如果是拜伦，则渴望行动，因为行动比思想、情感、作品更能把我们从自身引开。那么，行动欲骨子里也许就是自我逃避？——帕斯卡尔会这样问我们。事实也是如此！行动欲的最高典范可以证实这个命题。不妨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公正的考虑一下，——历代最渴望行动的四个人都是癫痫病患者（即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拜伦同样也备尝此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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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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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美。——如果人们像至今仍在做着的那样，把他们的爱慕和幸福感只留给想象和虚构的工作，那么，毫不奇怪，他们遇到与想象和虚构相反的情形，就会感到索然无味了。那种因稳妥有效、循序渐进地认识事物而产生的喜悦，已经从现代科学方法中大量涌现，为许多人所感受到，——这种喜悦暂时还未被所有这些人相信，他们往往只在脱离现实、沉浸于外观之时才感到喜悦。这些人认为，现实是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对哪怕最丑的现实的知识也是美的；他们也不知道，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对于现实的伟大整体的揭示每每使他感到幸福，他根本不会觉得这个整体是丑的。难道有什么“本身美”的东西吗？认识者的幸福增添了世界的美，使一切存在物更加光采照人；知识并非仅仅把自身的美加于事物之上，而是不断渗入事物之中；——但愿未来的人类为这命题提供证据！在这里，我们回想起一件古老的史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天性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在什么是最高幸福的问题上却有一致看法，并非对于他们或对于人类而言的最高幸福，而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对于神和至圣而言的最高幸福；他们发现它在于认识，在于娴熟地从事发现和发明的理解之行为（决非在于“直觉；”，如德国半神学家和全神学家；决非在于幻觉，如神秘论者；同样决非在于创作，如一切实践者）。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也曾作出相似的论断：他们想必怎样品尝过知识！他们的真诚想必面临过怎样的危险——因此变为事物颂扬者的危险！
561
让幸福闪光。——画家无法画出现实中天空的那种深邃光亮的色调，不得不把他画景物所使用的色调降得比自然的色调低一些；通过这样的技巧，他重又达到光泽的逼真以及与自然色调相应的那些色调的和谐。同样，无法表现幸福之光泽的诗人和哲学家，也必须懂得补救；他们应当把万物的色彩表现得比实际的色彩暗淡一些，使他们所掌握的光源近乎太阳，肖似美满幸福的光芒。——悲观主义者赋予万物最黑暗最阴郁的颜色，使用的却是火焰和闪电，天国灵光和一切闪射强光、令人眩目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光明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使人感到事物比本来的样子更可怕。
568
诗人与凤凰。——凤凰给诗人看一卷烧焦了的东西。它说：“别害怕！这是你的作品！它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反时代精神；因此，它必须被烧掉。不过这是一个好兆头。它具有朝霞的某些特性。”
（周国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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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判尝试
1886
1
这本成问题的书①究竟缘何而写：这无疑是一个头等的、饶有趣味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证据是它写于激动人心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但它又是不顾这个时期而写出的。正当沃尔特（Worth）战役的炮声震撼欧洲之际，这本书的作者，一个沉思者和谜语爱好者，却安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潜心思索和猜谜，结果既黯然神伤，又心旷神怡，记下了他关于希腊人的思绪——这本奇特而艰难的书的核心，现在这篇序（或后记）便是为之而写的。几个星期后，他身在麦茨（Metz）城下，仍然放不开他对希腊艺术的所谓“乐天”的疑问；直到最后，在最紧张的那一个月，凡尔赛和谈正在进行之际他也和自己达成了和解，渐渐从一种由战场带回的疾病中痊愈，相信自己可以动手写《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一书了。——从音乐中？音乐与悲剧？希腊人与悲剧音乐？希腊人与悲观主义艺术作品？人类迄今为止最健全、最优美、最令人羡慕、最富于人生魅力的种族，这些希腊人——怎么？偏偏他们必须有悲剧？而且——必须有艺术？希腊艺术究竟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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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悲剧的诞生》。本文是尼采于1886年为《悲剧的诞生》写的序。
令人深思的是，关于生存价值的重大疑问在这里竟被置于何种地位。悲观主义一定是衰退、堕落、失败的标志，疲惫而羸弱的本能的标志吗？——在印度人那里，显然还在我们“现代”人和欧洲人这里，它确实是的。可是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一种出于幸福，出于过度的健康，出于生存的充实，而对于生存中艰难、恐怖、邪恶、可疑事物的理智的偏爱？也许竟有一种因过于充实而生的痛苦？一种目光炯炯但求一试的勇敢，渴求可怕事物犹如渴求敌手，渴求象样的敌手，以便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领教一下什么叫“害怕”？在希腊最美好、最强大、最勇敢的时代，悲剧神话意味着什么？伟大的酒神现象意味着什么？悲剧是从中诞生的吗？另一方面，悲剧毁灭于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家的自满和乐观吗？——怎么，这苏格拉底主义不会是衰退、疲惫、疾病以及本能错乱解体的征象吗？后期希腊精神的“希腊的乐天”不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吗？反悲观主义的伊壁鸠鲁意志不会只是一种受苦人的谨慎吗？甚至科学，我们的科学——是的，全部科学，作为生命的象征来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全部科学向何处去，更糟的是，从何而来？怎么，科学精神也许只是对悲观主义的一种惧怕和逃避？对真理的一种巧妙的防卫？用道德术语说，是类似于怯懦和虚伪的东西？用非道德术语说，是一种机灵？哦，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莫非这便是你的秘密？哦，神秘的冷嘲者，莫非这便是你的——冷嘲？
2
当时我要抓住的是某种可怕而危险的东西，是一个带角的问题，倒未必是一头公牛，但无论如何是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不妨说，它就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第一次被视为成问题的、可疑的东西了。然而，这本血气方刚、大胆怀疑的书，其任务原不适合于一个青年人，又是一本多么不可思议的书！它出自纯粹早期的极不成熟的个人体验，这些体验全都艰难地想要得到表达；它立足在艺术的基础上——因为科学问题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被认识。也许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写的书（即为艺术家的一种例外类型，人们必须寻找、但未尝乐意寻找这种类型……），充满心理学的新见和艺术家的奥秘，有一种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其背景，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即使在似乎折服于一个权威并表现出真诚敬意的地方，也仍然毫不盲从，傲然独立。简言之，尽管它的问题是古老的，尽管它患有青年人的种种毛病，尤其是“过于冗长”，“咄咄逼人”，但它仍是一本首创之作，哪怕是从这个词的种种贬义上说。另一方面，从它产生的效果来看（特别是在伟大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身上，这本书就是为他而写的），又是一本得到了证明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本至少使“当时最优秀的人物”满意的书。因此之故，它即已应该得到重视和静默；但尽管如此，我也完全不想隐瞒，现在我觉得它多么不顺眼，事隔十六年后，它现在在我眼中是多么陌生，——而这双眼睛对于这本大胆的书首次着手的任务是仍然不陌生的，这任务就是：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又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
3
再说一遍，现在我觉得，它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我是说，它写得很糟，笨拙，艰苦，耽于想象，印象纷乱，好动感情，有些地方甜蜜得有女儿气，节奏不统一，无意于逻辑的清晰性，过于自信而轻视证明，甚至不相信证明的正当性，宛如写给知已看的书，宛如奏给受过音乐洗礼、一开始就被共同而又珍贵的艺术体验联结起来的人们听的“音乐”，宛如为艺术上血缘相近的人准备的识别标记，——一本傲慢而狂热的书，从第一页起就与“有教养”的芸芸众生（ProB fanum Vulgus）无缘，更甚于与“民众”无缘，但如同它的效果业已证明并且仍在证明的那样，它又必定善于寻求它的共鸣者，引他们走上新的幽径和舞场。无论如何，在这里说话的——人们的好奇以及反感都供认了这一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是一位“尚不认识的神”的信徒，他暂时藏身在学者帽之下，在德国人的笨重和辩证的乏味之下，甚至在瓦格纳之徒的恶劣举止之下；在这里倾诉的——人们疑惧地自言自语道——是一颗神秘的、近乎酒神女祭司的灵魂一类的东西，它异常艰难，不由自主，几乎决定不了它要表达自己还是隐匿自己，仿佛在用别人的舌头呐呐而言。这“新的灵魂”本应当歌唱，而不是说话！我没有勇气象诗人那样，唱出我当时想说的东西，这是多么遗憾：我本来也许能够这样做的！或者，至少象语言学家那样：——然而，在这个领域中，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差不多一切事物仍然有待于揭示和发掘！特别是这个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而只要我们没有回答“什么是酒神精神”这个问题，希腊人就始终全然是未被理解和不可想象的……
4
是的，什么是酒神精神？——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答
案，——在书中说话的是一个“知者”，是这位神灵的知已和信徒。也许我现在会更加审慎、更加谦虚地谈论象希腊悲剧的起源这样一个困难的心理学问题。根本问题是希腊人对待痛苦的态度，他们的敏感程度，——这种态度是一成不变的，还是有所变化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愈来愈强烈的对于美的渴求，对于节庆、快乐、新的崇拜的渴求，实际上是否生自欠缺、匮乏、忧郁、痛苦？假如这是事实—伯里克利①（或修昔底德②）在伟大的悼辞中已经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相反渴求，对于丑的渴求，更早的希腊人求悲观主义的意志，求悲剧神话的意志，求生存基础之上一切可怕、邪恶、谜样、破坏、不祥事物的观念的意志，又从何而来呢？悲剧又从何而来呢？也许生自快乐，生自力量，生自满溢的健康，生自过度的充实？那么，从生理上看，那种产生出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疯狂，酒神的疯狂，又意味着什么呢？怎么，疯狂也许未必是蜕化、衰退、末日文化的象征？也许有一种——向精神病医生提的一个问题——健康的神经官能症？民族青年期和青春的神经官能症？神与公山羊在萨提儿身上合二为一意味着什么？出于怎样的亲身体验，由于怎样的冲动，希腊人构想出了萨提儿这样的酒神醉心者和原始人？至于说到悲剧歌队的起源，在希腊人的躯体生气勃勃、希腊人的心灵神采焕发的那几个世纪中，也许有一种尘世的狂欢？也许幻想和幻觉笼罩着整个城邦，整个崇神集会？怎么，希腊人正值年富力壮之时，反有一种求悲剧事物的意志，反是悲观主义者？用柏拉图的话说，正是疯狂给希腊带来了最大的福祉？相反，希腊人正是在其瓦解和衰弱的时代，却变得愈益乐观、肤浅、戏子气十足，也愈益热心于逻辑和世界的逻辑化，因而更“快乐”也更“科学”了？怎么，与一切“现代观念”和民主趣味的成见相抵牾，乐观主义的胜利，占据优势的理性，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功利主义（它与民主相似并与之同时），会是衰落的力量、临近的暮年、生理的疲惫的一种象征？因而不正是悲观主义吗？伊壁鸠鲁之为乐观主义者，不正因为他是受苦者吗？——可以看出，这本书所承担的是一大批难题，——我们还要补上它最难的一个难题！用人生的眼光来看，道德意味着什么？
……
——–
①伯里史利（Perikles），古希腊民主派首领，公元前443—429年为雅典最高领导者，他领导的时期为希腊奴隶制极盛时期。
②修昔底德（Thukydides，公元前460—39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
5
在致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中，艺术——而不是道德——业已被看作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在正文中，又多次重复了这个尖刻的命题：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事实上，全书只承认一种艺术家的意义，只承认在一切现象背后有一种艺术家的隐秘意义，——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只承认一位“神”，但无疑仅是一位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他在建设中如同在破坏中一样，在善之中如同在恶之中一样，欲发现他的同样的快乐和光荣。他在创造世界时摆脱了丰满和过于丰满的逼迫，摆脱了聚集在他身上的矛盾的痛苦。在每一瞬间获得神的拯救的世界，乃是最苦难、最矛盾、最富于冲突的生灵之永恒变化着的、常新的幻觉，这样的生灵唯有在外观中才能拯救自己：人们不妨称这整个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任意、无益和空想，——但事情的实质在于，它业已显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终有一天敢冒任何危险起而反抗主存之道德的解释和意义。在这里，也许第一回预示了一种“超于善恶之外”的悲观主义，在这里，叔本华所不倦反对并且事先就狂怒谴责和攻击的“观点反常”获得了语言和形式，——这是一种哲学，它敢于把道德本身置于和贬入现象世界，而且不仅仅是“现象”（按照唯心主义术语的含义），也是“欺骗”，如同外观、幻想、错觉、解释、整理、艺术一样。这种反道德倾向的程度，也许最好用全书中对基督教所保持的审慎而敌对的沉默来衡量，——基督教是人类迄今所听到的道德主旋律之最放肆的华彩乐段。事实上，对于这本书中所教导的纯粹审美的世界之理解和世界之辩护而言，没有比基督教义更鲜明的对照了，基督教义只是道德的，只想成为道德的，它以它的绝对标准，例如以上帝存在的原理，把艺术、每种艺术逐入谎言领域，——也就是将其否定、谴责、判决了。在这种必须敌视艺术的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背后，我总还感觉到一种敌视生命的东西，一种对于生命满怀怨恨、复仇心切的憎恶：因为全部生命都是建立在外观、艺术、欺骗、光学以及透视和错觉之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彻头彻尾是生命对于生命的憎恶和厌倦，只是这种情绪乔装、隐藏、掩饰在一种对“彼岸的”或“更好的”生活的信仰之下罢了。仇恨“人世”，谴责激情，害怕美和感性，发明出一个彼岸以便诽谤此岸，归根到底，一种对于虚无、末日、灭寂、“最后安息日”的渴望——这一切在我看来，正和基督教只承认道德价值的绝对意志一样，始终是“求毁灭的意志”的一切可能形式中最危险最不祥的形式，至少是生命病入膏肓、疲惫不堪、情绪恶劣、枯竭贫乏的征兆，——因为，在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即绝对的道德）面前，生命必不可免地永远是无权的，因为生命本质上是非道德的东西，——最后，在蔑视和永久否定的重压之下，生命必定被感觉为不值得渴望的东西，为本身无价值的东西。道德本身——怎么，道德不会是一种“否定生命的意志”，一种隐秘的毁灭冲动，一种衰落、萎缩、诽谤的原则，一种末日的开始吗？因而不会是最大的危险吗？……所以，当时在这本成问题的书里，我的本能，作为生命的一种防卫本能，起来反对道德，为自己创造了生命的一种根本相反的学说和根本相反的评价，一种纯粹审美的、反基督教的学说和评价。何以名之？作为语言学家和精通词义的人，我为之命名，不无几分大胆——因为谁知道反基督徒的合适称谓呢？——采用一位希腊神灵的名字：我名之为酒神精神。
6
人们可明白我这本书业已大胆着手于一项怎样的任务了吗？……我现在感到多么遗憾：当时我还没有勇气（或骄傲？）处处为如此独特的见解和冒险使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我费力地试图用叔本华和康德的公式去表达与他们的精神和趣味截然相反的异样而新颖的价值估价！那么，叔本华对悲剧是怎么想的？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中说：“使一切悲剧具有特殊鼓舞力量的是认识的这一提高：世界、生命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因而不值得我们依恋。悲剧的精神即在其中。所以它引导我们听天由命。”哦，酒神告诉我的是多么不同！哦，正是这种听天由命主义当时于我是多么格格不入！——然而，这本书有着某种极严重的缺点，比起用叔本华的公式遮蔽、损害酒神的预感来，它现在更使我遗憾，这便是：我以混入当代事物而根本损害了我所面临的伟大的希腊问题！在毫无希望之处，在败象昭然若揭之处，我仍然寄予希望！我根据德国近期音乐便开口奢谈“德国精神”，仿佛它正在显身，正在重新发现自己——而且是在这样的时代：德国精神不久前还具有统治欧洲的意志和领导欧洲的力量，现在却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在建立帝国的漂亮借口下，把它的衰亡炮制成中庸、民主和“现代观念”！事实上，在这期间我已懂得完全不抱希望和毫不怜惜地看待“德国精神”，也同样如此看待德国音乐，把它看作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非希腊的形式；此外它还是头等的神经摧残剂，对于一个酗酒并且视晦涩为美德的民族来说具有双重危险，也就是说，它具有双重性能，是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麻醉剂。——当然，除了对于当代怀抱轻率的希望并且作过不正确的应用，因而有损于我的处女作之外，书中却也始终坚持提出伟大的酒神问题，包括在音乐方面：一种音乐必须具有怎样的特性，它不再是浪漫主义音乐，也不再是德国音乐，——而是酒神音乐？……
7
——可是，我的先生，倘若您的书不是浪漫主义，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浪漫主义呢？您的艺术家形而上学宁愿相信虚无，宁愿相信魔鬼，而不愿相信“现在”，对于“现代”、“现实”、“现代观念”的深仇大恨还能表现得比这更过分吗？在您所有的对位音乐和耳官诱惑之中，不是有一种愤怒而又渴望毁灭的隆隆地声，一种反对一切“现在”事物的勃然大怒，一种与实践的虚无主义相去不远的意志，在发出轰鸣吗？这意志似乎喊道：“宁愿无物为真，胜于你们得理，胜于你们的真理成立！”我的悲观主义者和神化艺术者先生，您自己听听从您的书中摘出的一些句子，即谈到屠龙之士的那些颇为雄辩的句子，会使年轻的耳朵和心灵为之入迷的。怎么，那不是1830年的地道的浪漫主义表白，戴上了1850年的悲观主义面具吗？其后便奏起了浪漫主义者共通的最后乐章——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皈依和膜拜一种旧的信仰，那位旧的神灵……怎么，您的悲观主义著作不正是一部反希腊精神的浪漫主义著作，不正是一种“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东西，至少是一种麻醉剂，甚至是一曲音乐、一曲德国音乐吗？请听吧：
“我们想象一下，这成长着的一代，具有如此大无畏的目光，怀抱如此雄心壮志；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之士，迈着坚定的步代，洋溢着豪迈的冒险精神，鄙弃那种乐观主义的全部虚弱教条，但求在整体和完满中‘勇敢地生活’，——那么，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当他进行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之时，岂非必定渴望一种新的艺术，形而上慰藉的艺术，渴望悲剧，如同渴望属于他的海伦一样吗？他岂非必定要和浮士德一同喊道：
我岂不要凭眷恋的痴情，
带给人生那唯一的艳影？”
“岂非必定？”……不，不，决不！你们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并非必定！但事情很可能如此告终，你们很可能如此告终，即得到“慰藉”，如同我所写的那样，而不去进行任何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却得到“形而上的慰藉”，简言之，如浪漫主义者那样告终，以基督教的方式……不！你们首先应当学会尘世慰藉的艺术——你们应当学会欢笑，我的年轻朋友们，除非你们想永远做悲观主义者；所以，作为欢笑者，你们有朝一日也许把一切形而上慰藉——首先是形而上学——扔给魔鬼！或者，用酒神精灵查拉斯图拉的话来说：
“振作你们的精神，我的兄弟们，向上，更向上！也别忘了双腿！也振作你们的双腿，你们好舞蹈家，而倘若你们能竖蜻蜓就更妙了！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我自己宣布我的大笑是神圣的。今天我没有发现别人在这方面足够强大。
“查拉斯图拉这舞蹈家，查拉斯图拉这振翅欲飞的轻捷者，一个示意百鸟各就各位的预备飞翔的人，一个幸福的粗心大意者：——
“查拉斯图拉这预言家，查拉斯图拉这真正的欢笑者，一个并不急躁的人，一个并不固执的人，一个爱跳爱蹦的人，我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的兄弟们，我把这顶王冠掷给你们！我宣布欢笑是神圣的：你们更高贵的人，向我学习——欢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
（周国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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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科学
1882
（一）
一、存在客体的导师
无论我以善或恶的眼光来看人，总觉得每个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毛病：刻意倾力保存人类。这当然不是出于任何对人类同胞爱的情操，而只不过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再也没有任何比这本能更根深蒂固、更冷酷无情和更不可征服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质。虽然我们早已预备习惯用一般短浅的眼光去严格区别我们的邻人是有益的或有害的，善的或恶的。但当我们来做一个统计，并且多花些时间思考整个问题时，将不敢相信这种界定与区别，最后便只得不了了之。即使是最有害的人，或许也仍会去关心保存人类（包括最有益的人），因为他要保护自己，或者用不含人类早已腐化衰退的刺激去影响别人。
憎恨，常导致灾害、贪婪、野心以及其他所谓邪恶的东西——属于保护人类的不可思议的制度，一个相当浪费、且大体说来非常愚昧的制度，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证明了使人类得以保存至现在。我亲爱的同胞和邻居们，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活到目睹人类遭遇那能危害人类也许使人类早在数万年前便已灭绝而现在连上帝都无法挽救的“难以想象”的、“非常严重”的不利处境。要满足你最好或最坏的欲念，最好是去经历一场大难，不管是什么样的历练，都可能使你在某方面成为人类的高瞻远瞩者与施舍者，人们可能赞颂你，相反的，也许嘲弄你（不过你将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有资格嘲弄你的人）。有一天，当他们恍然大悟时，他们会找回失去的良知，嘤嘤泣诉他们的不幸与羞耻，并投入真理的怀抱。
或者我们会笑自己，如同笑那最实在的真理。因为对于真理的最高体验及所知仍嫌不足；即使是最具天才的人依然无法能望其项背！不过，笑声仍是充满希望的。当那句“人类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算什么！”箴言被纳入人性之中，当最后的解脱捷径一直摆在你面前时，也许笑声和智慧便联结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唯一的“欢悦的智慧”）。无论如何，那总是两回事。同时，当存在的喜剧自身尚未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时，则它依旧是属于悲剧的、道德的和宗教的。
这些道德与宗教的创立者、努力追求道德价值的鼓吹者和唤醒良知的导师们的新风貌究竟暗示着什么？他们一直是那一方面的英雄，他们虽然也看到其他方面，但是由于太过关心自己这一面，以致这些英雄之于那一面就好象是一种活动的布景或机器，扮演着密友及心腹侍从的角色，随时为那一面作服务的准备（例如，诗人便常是某些道德或其他什么的仆从）。很明显的。这些悲剧性的人物也会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虽则他们自命是在为上帝的利益而工作，仿佛是上帝的使者似的。他们也会促时人类的生命，同时助长生命中的信仰。“活着是值得的，”他们都如此喊道。“生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东西，它们被深深隐藏着，对这些重要的东西要小心啊！”这些鼓舞的话同样支配着最高贵的人和最卑贱的人，也就是这个鼓舞一直激发着理性与热情精神，保存了人类。这些动机既造成如此辉煌的成就，便力图用它所有的力量使我们完全忘掉那仅仅是一个刺激、本能、愚味和无根据的行为。
生命是应该被热爱的，为了……！人应该有益于自己和邻人，为了……！所有这些“应该”和“为了”暗示了一切，甚至将来！由于那些都是必然而没有经过构想，不自觉地发生的行为，所以应使其成为有构想而且是经由理性的最后支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伦理学家便自告奋勇地在存在中作策划的导师，为此，他还发明了另一个不同的存在。这样子，新的机械便将旧的普通“存在”吊离旧的普通枢纽。
①特棱特宗教会议，天主教会于1545—1563年间在瑞士特棱特举行的三次宗教会议，旨在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和新教。
②牟里罗（Murill，1618～1682），西班牙画家。
220
艺术中的彼岸。——人们深为痛心地承认，一切时代的艺术家在其才华横溢的顶峰，恰恰把我们今日视为谬误的一种观念提举到了神化的地步：他们是人类的宗教迷误和哲学迷误的颂扬者，倘无对人类的绝对真理的信念，他们不会这么做。如果根本除去对这一真理的信念，驾于人类知识与迷误两端的虹彩黯然失色，那么，象《神曲》、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哥特式教堂这一类艺术就决不可能复兴，它们不仅以艺术对象的宇宙意义、而且以其形而上意义为自身的前提。于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信念，便仅仅成了动人的传说。
221
诗中的革命。——法国戏剧家加于自己的严格限制，如情节、地点、时间三一律，关于风格、诗格、句式的法则，关于选择语言和思想的法则，乃是一种重要的练习，正如同现代音乐发展中对位法和赋格曲的练习，或者希腊演说术中的高尔吉亚①风格一样。如此约束自己似乎是荒谬的；但是，除了首先极严格地（也许是极专断地）限制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摆脱自然主义。人们如此逐渐学会优雅地走过哪怕是架在无底深渊上的窄桥，其收获是动作练得极其灵巧，正如音乐史向如今活着的一切人所证明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到，束缚如何一步步放松，直到最后仿佛可以完全解除：这个“仿佛”乃是艺术中必然发展的最高成果。在现代诗艺中缺乏这种从自造的束缚中逐渐摆脱出来的幸运过程。莱辛使得法国形式即当时唯一的形式在德国受嘲笑，并让人们参照莎士比亚，因而，人们不是循序渐进地摆脱束缚，而是一跃而入于自然主义——也就是说，退回艺术的开端。歌德试图摆脱自然主义，其办法是用种种方式不断重新自加束缚；然而，发展的线索一旦中断，即使最有才华的人也只是从事不断的试验。席勒的形式有相当的确定性，这要归功于他尽管否认、却在无意中尊崇着法国悲剧的典范，与莱辛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众所周知，他贬薄莱辛的悲剧尝试）。在伏尔秦之后，法国人突然也缺乏足够的才能，来把悲剧的发展从限制中引向自由的外观；他们后来遵照德国榜样也一跃而入于艺术的一种卢梭式自然状态，从事起试验来了。只要时时阅读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由于传统的中断，欧洲文化究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什么。伏尔泰是用希腊规范来约束自己由巨大悲剧暴风雨所孕育的动荡不宁的灵魂的最后一位伟大戏剧家，他具备一切德国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因为法国人的天性要比德国人的天性远远接近希腊人；他也是在处理散文语言时犹有希腊人的耳朵、希腊艺术家的责任心、希腊的质朴和优雅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他甚至还是一身兼备最高精神自由和绝对非革命观点而并不怯懦彷徨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在他之后，现代精神带着它的不安，它对规范和约束的憎恨，支配一切领域，先是借革命的狂热挣脱缰绳，然后当它对自己突然感到畏惧惊恐之时，又重新给自己套上缰绳，——不过是逻辑的缰绳，而非艺术规范的缰绳了。虽则由于这一解放，我们一时得以欣赏各民族的诗歌，一切生长在隐蔽角落的、原始的、野生的、奇丽的、硕大无比的东西，从民歌到“伟大的野蛮人”莎士比亚；我们玩味迄今一切艺术民族感到陌生的地方色彩和时装的乐趣；我们充分利用当代“野蛮的优点”，歌德就以之反对席勒，为他的《浮士德》的缺乏形式辩护。但为时多久呢？一切民族一切风格的诗歌的滚滚洪流必定冲刷掉那尚能借以幽静生长的土壤；一切诗人不论一开始力量多大，必定成为试探着的模仿者，大胆的复制者；至于公众，在表现力量的控制中，在一切艺术手段的协调中，业已忘记欣赏真正的艺术行为，必定愈益为力量而推崇力量，为色彩而推崇色彩，为思想而推崇思想，为灵感而推崇灵感，因而倘若不是剥离出来，就全然不能欣赏艺术品的要素和条件，最后自然而然地提出要求：艺术家必须把它们剥离出来交到他们手上。是的，人们抛弃了法国艺术和希腊艺术的“不合理”束缚，但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把一切束缚、一切限制都视为不合理了；于是艺术力求解除它们，其间便经历了——真是富有教益——它的原始、幼稚、不完全、已往的冒险和过度等一切状态：它用毁灭来诠释它的产生和变化。有一位伟人，他的直觉完全可以信赖，他的理论所缺少的只是三十年以上的实践，——拜伦有一次说：“诗歌一般所达到的我都达到了，我愈是对此加以深思，就愈是坚信我们全部走在错误的路上，人人都一样。我们全都追随着一个内在错误的革命体系——我们或下一代仍将达到同一种信念。”这同一个拜伦又说：“我把莎士比亚看作最坏的榜样，同时也看作最特殊的诗人。”而歌德后半生成熟的艺术见解所表达的不正是同一层意思吗？他岂非凭借这种见解而超出好几代人，使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歌德或许还完全没有发生影响，他的时代或许刚刚在到来？正是由于他的天性使他长期执着于诗歌革命的道路，正是由于他最深切地体会了因传统中断而在新的发现、展望和补救手段中间所暴露的一切，似乎从艺术废墟里发掘出的一切，所以他后来的改弦更辙才如此沉重。这表明他意识到了一个深刻的要求：恢复艺术传统；在毁坏尚且必须有巨大力气的地方，倘若臂力太弱不足以建设，那么至少也要靠眼睛的想象力来把古庙的断垣残柱复原为昔日的完美整体。所以，他生活在艺术中就象生活在对真正艺术的回忆中一样：他的诗歌是回忆、理解久已消逝的古老艺术时代的手段。他的要求尽管不能靠现代的力量来满足；但是，这方面的痛苦却因一种快乐而得到充分补偿：这要求一度曾经满足过，而且我们仍然可以分享这种满足。不是个人，而是或多或少理想的面具；不是现实，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普遍；时代特性、地方色彩淡薄得几乎不可见，使之化为神话；当代感觉和当代社会问题凝聚在最简单的形式中，撇除它们的刺激、紧张、病态的特征，使它们除了在艺术意义上之外，在其他任何意义上都失效；不是新题材和新性格，而是老的、久已习惯的题材和性格却不断改造和新生：这便是歌德后期所理解的艺术，这便是希腊人以及法国人所从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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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尔吉亚（约公元前485～377），古希腊修辞学家。他的演说辞富丽堂皇，和谐悦耳，史称“高尔吉亚风格”，对希腊演说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222
艺术剩余什么。——诚然，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前提下，例如，倘若人性不变、世界的本质始终显现于全部人性和行为中这样的信念得以成立，艺术便具有大得多的价值。这时艺术家的作品就成了永恒常存者的形象。相反，在我们看来，艺术家只能给予他的形象以一时的有效性，因为整个人类是生成变化的，即使个人也决非一成不变的。——在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前提下情况也一样：假定我们的可见世界只是现象，如形而上学家们所主张的，那么，艺术就相当接近于真实世界；
因为现象世界与艺术家的梦境世界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而其余的差别甚至使艺术的意义超过自然的意义，因为艺术描绘的是自然的共性、典型和原型。——然而，这些前提都是错误的；按照这一认识，艺术现在还保持一个怎样的地位呢？数千年来，它谆谆教导，要兴趣盎然地看待各种形态的生命，把我们的感情带到如此之远，我们终于喊到：“管它好活歹活，活着就是好的！”艺术教导我们，要热爱生存，把人的生命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但并不过分剧烈与之一起运动，看作合规律发展的对象，——这一教导已经融入我们血肉，现在又作为强烈的认识需要大白于天下。人们可以放弃艺术，但不会因此而丧失从它学得的能力；正如同人们已经放弃了宗教，但并没有放弃因它而获得的崇高和升华的心境。正象造型艺术和音乐是借宗教而实际获得和增添的情感财富的尺度一样，在艺术一度消失之后，艺术所培育的生命欢乐的强度和多样性仍然不断要求满足。科学家乃是艺术家的进一步发展。
223
艺术的晚霞。——正如人在垂暮之年回忆青春岁月和庆祝纪念节日一样，人类对待艺术不久就会像是在伤感地回忆青春的欢乐了。也许艺术从来不象现在这样深切感人，情意缠绵，因为死神似乎在它周围嬉戏了。不妨想一想意大利的那个希腊城市，那里一年一度还在庆祝他们的希腊节日，为异国的野蛮日益战胜他们自己的风俗而忧伤落泪；从来不曾如此欣赏希腊的事物，没有一处如此狂欢地纵饮这金色的琼浆，如同在这些湮灭着的希腊后裔之中那样。人们不久就会把艺术家看作一种华丽的遗迹，由于古代的幸福系于他的力和美，便把他作为奇怪的异类而赐以光荣，我们是不会把这光荣赐与我们的同类的。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也许是从古代的情感中继承下来的，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再直接地获得它们；太阳已经沉落，但我们生命的苍穹依然因它而绚丽辉煌，尽管我们已经不再看见它。
（周国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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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
1881
142
同感。——所谓理解别人，就是在我们心中模仿别人的情感，只不过我们往往要追溯他的某一确定情感的原因，例如追问：他为何忧伤？——以便自己从这原因出发也变得忧伤；但更常见的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别人身上发生和显示的效果，在我们心中唤起情感，这时我们在自己身上模仿别人的眼神、声音、步态、姿势（甚或它们在文字、图画、音乐中的写照）的表达方式（至少达到肌肉和神经活动的轻微相似）。于是，由于动作与感觉受到由此及彼和由彼及此的训练，其间有了一种因袭的联想，我们心中便会产生一种相似的情感。在这种理解别人情感的本领方面，我们一生甚有成就，只要我们与人相遇，几乎总在不由自主地练习这种本领：尤其请观察一下女子的面部表情，如何不停地模仿和反映她所感觉到的四周情景，时而颤动，时而闪光。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音乐，我们在迅速而细致地领悟情感和发生同感方面都是音乐大师。倘若音乐是情感的模仿之模仿，那么，尽管那情感遥远而不确定，音乐仍然常常足以使我们分享这种情感，以致我们毫无来由地悲伤起来，完全像个傻瓜，纯粹因为我们听到了音律，这音律以某种方式使人们想起悲伤者的声音和动作，甚或他的习惯的声音和动作。据说有一个丹麦国王，他因一个歌者的音乐而沉浸在战斗的激情中，一跃而起，杀死了他朝廷里的五个宫人。当时并无战争，并无敌人，毋宁说一切都相反，可是由情感回溯原因的力量如此强大，足以胜过了眼前印象和理智。然而，这几乎总是音乐的效果（假如它正在发生作用），而且无需举出如此荒诞的事例便可认识这一点：音乐使我们陷入的那种情感状态，几乎永远与我们对眼前实际境况的印象，与明了这实际境况及其原因的理智相矛盾的。——我们若问，为何我们对别人情感的模仿会变得如此熟练，那么，答案无疑就是：人，一切造物中最怯懦的造物，由于他那细腻而脆弱的天性，他的怯懦便成了教师，教会他发生同感速迅领悟别人（以及动物）的情感。在漫长的数千年间，他在一切陌生的和活泼的事物中看到一种危险；他如此一瞥，就立刻按照面貌和姿势形成一个印象，认定在这面貌和姿势背后隐藏着凶恶的意图。一切动作和线条都蕴含着意图，人甚至把这种看法应用到了无生命事物的本性上——陷入了幻觉，以为根本没有无生命事物。我相信，在观赏天空、草地、岩石、森林、暴风雨、晨辰、海洋、风景、春色之时，我们称作自然情感的一切，其源盖出于此，——若不是在远古时代，人们按照背后的隐义看待这一切，受到了恐惧的训练，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对于自然的快感，正像若没有恐惧这理解之教师，我们也不会有对人和动物的快感。所以，快感、惊喜感以及滑稽感都是同感的晚生子，恐惧的小妹妹。——迅速理解的能力——它因此是以迅速伪装的能力为基础的——在骄傲自负的人和民族身上大为削弱，因为他们较少恐惧；相反，种种理解和自我伪装在怯懦的民族中真是如鱼得水，这里也是模仿的艺术和较高的才智的温床。——当我从我在这里主张的这种同感论出发，思考如今正得宠并且被圣化的神秘过程论，按照此论，凭借一种神秘的过程，同情便把两颗灵魂合为一体，一个人便可以直接理解另一个人；当我想到，像叔本华这样明晰的头脑也爱好这种痴人说梦的、毫无价值的玩意儿，这种爱好又传播到了其他明晰或半明晰的头脑中，我就不胜惊诧和怜悯之至了。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荒唐多么津津有味！当全人类听从知性的秘密愿望之时，又多么近于是个疯子！……
159
唤醒死者的人。——虚浮的人们一旦能够对一段过去的时光发生共鸣（特别在勉为其难之时），便更高地估价这段时光，他们甚至要尽可能使它起死回生。但是，虚浮的人总是不计其数的，所以，只要他们来处理一整个时代，历史研究的危险实际上就非同小可：太多的力量虚掷在尽一切可能唤醒死者上了。用这个观点看问题，也许最能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
161
美依时代转移。——倘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音乐家想要把握住时代意识，他们就必须把美塑造得臃肿、庞大、神经质；正如希腊人立足于当时的公众道德，把美看作并且塑造成贝尔维德尔（Belvedere）的阿波罗。我们本应称之为丑的！可是幼稚的“古典主义者们”使我们丧失了全部诚实！
169
我们对希腊极为陌生。——东方或现代，亚洲或欧洲：与希腊相比，它们全都以贪大求多为崇高的表现；相反，倘若人们置身于裴斯顿、庞贝和雅典，面对全部希腊建筑，就会为希腊人善于并且喜欢用多么小的质量来表达某种崇高的东西而惊奇了。——同样，在希腊，人在自己的观念中也是多么单纯！我们在人类知识方面怎样远远超过了他们！但是，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关于心灵的观念怎样显得像迷宫一般！倘若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按照我们的心灵形态造一建筑（于此我们还太怯懦！）——那么，迷宫必是我们的样板！属于我们并且实际上表达我们的音乐已经透露了这一点！（人们在音乐中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误以为，没有人能够透过他们的音乐看出他们的真相。）
170
不同的情趣。——我们的胡言乱语与希腊人何干！我们对于他们的艺术知道什么，这种艺术的灵魂是对于男性裸体美的热爱！由此出发，他们才感受到女性美。因此，他们对于女性美有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眼光。他们对女子的爱也是如此：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爱慕，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蔑视。
172
悲剧与音乐。——斗志昂扬的男子，例如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是难于打动的，而一旦同情战胜了他们的刚强，他们便如受一阵眩晕袭击，被“魔鬼的威力”镇住，——他们于是感到不自由，因一种宗教的恐惧而激动。随后他们就对这种状态生出疑虑；只要一日身处其境，他们就品味到神不守舍（das Ausser—sich—sein）和新奇之喜悦，还夹杂着最辛酸的苦痛：这是战士合宜的饮料，一种稀有、危险、又苦又甜的东西，一个人很不容易享受到的。——悲剧就诉诸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诉诸刚强好斗的灵魂，这种灵魂难以制服，无论是以恐惧还是同情，不过同情可使这种灵魂日渐变得柔和。但是，对于那些如帆顺风一样顺从“同情癖好”的人，悲剧又有何干！在柏拉图时代，当雅典人变得更柔和更敏感之时——唉，他们距我们大小城市市民的多愁善感仍然多么遥远！——哲学家们已经在控诉悲剧的害处了。在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里，勇敢和男子气的价值提高了，这样的时代也许会使灵魂又逐渐坚强起来，以致迫切需要悲剧诗人，而悲剧诗人暂时还有点儿多余，——我这是用最温和词来说。——接着，对于音乐来说较好的时代（肯定也是较恶的时代）也许会再度到来，那时艺术家把音乐奉献给特立独行的、内心坚强的、受极其严肃的真正激情支配的人们。可是，对于正在消逝的时代中今日那些过于好动、发育不全、个性残缺、好奇贪婪的渺小灵魂，音乐又有何干！
175
商人文化的基本思想。——人们现在一再看到，一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的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一样。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自己真正的个人需要来定价；“谁来消费这个，消费掉多少？”这是他的头等问题。他本能地、不断地应用这样的定价方式：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艺术和科学的成果，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整个时代的成就。他对创造出的一切都只问供应与需求，以便替自己规定一样东西的价值。这成了整个文化的特征，被琢磨得广泛适用却又至为精微，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你们最近几个世纪的人们将会为此自豪，倘若商业阶级的先知有权交给你们这笔财产的话！不过，我不太相信这些先知。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让犹太人阿培拉①去相信吧（CreB dat Zudaeus Ap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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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培拉，贺拉斯诗中一个轻信的犹太人。
177
学会沉默。——哦，你们这些世界政治大都市中的油嘴滑舌之徒，你们这些年轻有才、求名心切的家伙，你们觉得对任何事情——总会有点事儿发生的——发表你们的意见乃是你们的义务！你们如此掀起尘嚣，便以为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火车头！你们总在打听，总在寻找插嘴的机会，却丧失了一切真正的创作能力！无论你们多么渴望伟大的作品，孕育的深刻沉默决不会降临你们！日常事务驱赶你们犹如驱赶秕糠，你们却自以为在驱赶日常事务——你们这些油嘴滑舌之徒！——一个人倘若要在舞台上充当主角，就不应该留心合唱，甚至不应该知道怎样合唱。
191
更好的人们。——有人对我说，我们的艺术诉诸现代的贪婪、无餍、任性、怨恨、备受折磨的人们，在他们荒芜的景象之旁，向他们显示一种极乐、高超、出世的景象：从而使他们得以暂时忘忧，舒一口气，也许还可以从这忘忧中恢复避世归本的动力。可怜的艺术家呵，有这样一种公众！怀着这样一种半牧师、半精神病医生的用心！高乃依要幸运得多——“我们伟大的高乃依”，如同塞维涅（Sévìngné）夫人用女人在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面前的声调惊呼的那样；他的听众也要高明得多，他以他自己的骑士的美德、严肃的责任、慷慨的牺牲、英雄的自制的形象能够使他们赏心悦目！他以及他的听众是以多么不同的方式热爱人生，并非出于一种盲目的枯竭的“意志”，因为不能灭绝它便诅咒它，而是视为伟大和人道能够并存的一个场所，在那里，哪怕是惯例的最严格限制，对于君主专制和宗教专制的屈从，也不能压抑住一切个人的骄傲、骑士精神、优雅和智慧，反而令人感到是一种刺激和动力，起而反对天生的荣耀和高贵，反对断承而来的愿望和热情的特权！
210
所谓“本身”。——从前人们问：什么东西可笑？——就好象外界有些事物附有可笑的特征，而人们不过突然发现了它们罢了（一个神学家甚至认为这是“罪恶的天真之处”）。现在人们问：什么是笑？笑如何发生？人们经思索而得出结论：并不存在本身善、美、崇高、恶的东西，而是有种种心境，处在这些心境之中，我们便把上述词汇加到了我们身外身内之物上面。我们重又收回了事物的称谓，或至少想起是我们把称谓借给了事物：——我们且留神，按照这种见解，我们并未失去出借能力，我们既没有变得更富有，也没有变得更吝啬。
216
恶人与音乐。——爱情的完满幸福在于绝对的信任，这种幸福除了属于深深猜疑的恶人和愠怒者，还会属于别人吗？他们在其中享受自己灵魂的异乎寻常的、难以置信却又颇为可信的例外！有一天，那种浩渺无际的梦幻似的感觉降临他们，衬托出了他们其余一切或暗或明的生活：宛如一个诱人的谜和奇迹，大放金光，超出一切语言和形象。绝对的信任令人无言；是的，在这幸福的相对无言之中甚至有一种痛苦和沉重，所以，这种受幸福压抑的灵魂常常比其他人和善人更感激音乐：因为他们透过音乐犹如透过一片彩霓观看和倾听，他们的爱情仿佛变得更遥远、动人而且轻松了；音乐是他们的唯一手段，使他们得以凝视自己的非常境况，并且借一种疏远和缓解作用达于赏心悦目。每个恋人在听音乐时都这样想：“它在说我，它代替我说，它了解一切！”
217
艺术家。——德国人想靠艺术家达到一种梦想的激情；意大利人想因之摆脱其实际的激情而得休息；法国人想从之获得证明其判断的机会，借机说说话。那么，我们太低贱了吧！
218
像艺术家那样支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难免有弱点，不得不承认它们如同法则一样凌驾于我们，那么，我希望每个人至少有足够的技巧，善于用他的弱点反衬他的优点，借他的弱点命名我们渴慕他的优点：大音乐家们是相当擅长此道的。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常常有一种粗暴、强横、急躁的音调；在莫扎特那里有一种老实伙计的和气，必为心灵和智慧所不屑取；在理查·瓦格纳那里有一种强烈的动荡不安，使最有耐心的人也要失去了好脾气，但他在这里恰好回到了他本来的力量。他们全部凭借其弱点使人渴望其优点，十倍敏感地品味每一滴奏鸣着的灵性、奏鸣着的美、奏鸣着的善。
240
关于剧场伦理。——谁若以为莎士比亚戏剧有道德作用，看了《马克白斯》就会不可抵抗地放弃野心的恶，他就错了。倘若他还相信莎士比亚本人与他有此同感，他就更错了。真正受强烈野心支配的人会兴高采烈地观看他的这一肖像；而当主角毁于自己的激情时，不啻是在这盆兴高采烈的热汤里加上了最刺激的佐料。诗人自己感觉不同吗？从犯滔天大罪那一刻起，他的这位野心家何等帝王气派地走上他的舞台，绝无一副流氓相！从这时起，他才“魔鬼似地”行动，并吸引相似的天性效仿他——在这里，“魔鬼似地”是指：违背利益和生命，顺从思想和冲动。你们是否以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用两位主人公毁于通奸提供了一个反对通奸的教训？这可是把诗人颠倒了：诗人，尤其象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珍爱自己的激情，同样也珍爱自己准备赴死的心境——他们的心灵之依附于生命，并不比一滴水依附于玻璃杯更执着。他们不把罪恶及其不幸的结局放在心上，莎士比亚是这样，索福克勒斯（在《埃阿斯》、《匪罗克忒忒斯》、《俄狄浦斯》中）也是这样：后者在这些剧中本来可以很容易把罪恶当作全剧的杠杆，但他毫不含糊地避免了。悲剧诗人同样不愿意用他的生命形象来反对生命！他宁肯喊道：“这是最大的魅力，这令人兴奋的、变幻的、危险的、阴郁的、常常也阳光普照的人生！生活是一场冒险，——无论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它始终会保持这种性质！”——他的呼喊发自一个动荡不安，力量充沛的时代，发自一个因洋溢的热血和精力而如痴如醉的时代，——发自一个比现代恶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把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意图弄得合宜而公正，即必须将它误解。
433
用新的眼光看。——假定艺术中的美永远是幸福者的肖像（我认为这是真理），是依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自立法则的个人对于幸福者的想象为转移的，那么，现代艺术家的所谓现实主义关于现代幸福的看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无疑是现实主义类型的美，为我们今天最容易理解和欣赏的。因此，我们是否必须相信，我们今天的幸福就在于对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尽量敏锐的感觉和忠实的把握，因而并非在于真实性，而是在于对真实性的知识呢？科学的作用已经如此广泛而深入，以致本世纪的艺术家也不自觉地成为科学的“神圣性”本身的颂扬者了！
434
辩护。——朴实无华的风景是为大画家存在的，而奇特罕见的风景是为小画家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然和人类的伟大事物必为其崇拜者中渺小、平庸、虚荣之辈辩护，——而伟人则为质朴的事物辩护。
468
美的领域更广阔。——我们在自然中巡游，机敏又快活，为了发现并仿佛当场捕获万物固有的美；我们时而在阳光下，时而在风雨交加时，时而在朦胧微曦中，欲窥见那一段达于完美和极致的，点缀着峭岩、海湾、油橄榄树、伞松的海岸。同样，我们也应如此巡游于人中间，做他们的发现者和侦察者，显示他们的善与恶，以此展列他们固有的美，这美的展现，在一人须在阳光下，在另一人须在暴风雨中，在第三人又须在暗夜和雨天里。难道禁止把恶人当作有其粗犷线条和配光效果的原始风景来欣赏吗？如果恶人装出善良规矩的样子，我们看了岂不像一幅劣作和讽刺画，犹如自然中一个污点令我们苦恼？——是的，这是禁止的，人们至今只知道在道德的善人身上寻找美，——难怪他们所得甚少，总在寻找没有躯体的虚幻的美！——恶人身上肯定有百种幸福为道学家们想所未想，也肯定有百种美，许多尚未被发现出来。
485
远看。——甲：为何这样狐独？——乙：我没有生任何人的气。不过，我觉得独处时看我的朋友，比起与他们共处时更清楚、更美，而当我最爱音乐、最受其感动时，我是远离音乐而生活的。看来，我需要远看，以便更好地思考事物。
506
一切好东西必须变得干燥。——怎么！应当以一部作品所诞生的时代的眼光来理解这部作品吗？然而，倘若不是这样来理解它，会有更多的乐趣，更多的惊奇，学到更多的东西！你们不曾注意到吗，每一部优秀的新作，只要它处在当时潮湿的空气里它的价值就最小，——因为它尚如此严重地沾有市场、敌意、舆论以及今日与明日之间一切过眼烟云的气息？后来，它变干燥了，它的“时间性”消失了——这时它才获得自己内在的光辉和温馨，是的，此后它才有永恒的沉静目光。
513
界限与美。——你在寻找有优美教养的人吗？那你就应当像在寻找优美景物时一样，满足于有限的眼光和视野。——无疑也有全面的人，他们必定像全面的景物一样富有教益，今人惊奇，但是不美。
540
学习。——米开朗基罗在拉斐尔身上看到功力，在自己身上看到自然：在拉斐尔是学习，在他自己是天赋。然而，这是一种迂见，是怀着对大学究的敬畏之心说出来的。天赋，若非从前——不论是我们父辈时，还是更早——的一片段学习、经验、练习、掌握、同化，又是什么呢！而且，学习就是自己使自己有天赋——不过学习并非易事，不能光靠善良的愿望；必须善于学习。在艺术家身上，常有一种猜忌或骄矜，一旦遇到异已的因素，就立刻锋芒毕露，不由自主地从学习状态进入防御状态。拉斐尔和歌德一样，没有这种猜忌或骄矜，所以他们是伟大的学习者，而不仅仅是祖传矿藏的剥削者。拉斐尔是作为一个学习者逝去的，当时他正在把他伟大的对手自称“自然”的东西占为已有：他每天从中搬走一些，这最高贵的窃贼；但是在他把整个米开朗基罗转移到自己身上之前，他就死了——他的最后一批作品，作为一项新的学习计划的开端，不够完美，却仍然相当出色，正是因为这伟大的学习者在他最艰难的作业中被死神打扰，把他所憧憬的本可达到的最终目标一起带走了。
549
“自我逃避”。——那种智力痉挛的人，对自己焦躁而阴郁，就象拜伦和阿尔弗雷德·缪塞①一样；他们做任何事，都象脱缰之马，从自己的创作中仅获得一短暂的、几乎使血管崩裂的快乐和热情，接着便是严冬一般的悲凉和忧伤，这种人该如何忍受自己呵！他们渴望上升到一种“外在于自我”（Ausser—sich）的境界；怀此渴望的人，如果是基督徒，则祈求上升到上帝之中，“与上帝合为一体”；如果是莎士比亚，则上升到热情人生的形象中方感满足；如果是拜伦，则渴望行动，因为行动比思想、情感、作品更能把我们从自身引开。那么，行动欲骨子里也许就是自我逃避？——帕斯卡尔会这样问我们。事实也是如此！行动欲的最高典范可以证实这个命题。不妨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公正的考虑一下，——历代最渴望行动的四个人都是癫痫病患者（即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拜伦同样也备尝此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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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550
知识与美。——如果人们像至今仍在做着的那样，把他们的爱慕和幸福感只留给想象和虚构的工作，那么，毫不奇怪，他们遇到与想象和虚构相反的情形，就会感到索然无味了。那种因稳妥有效、循序渐进地认识事物而产生的喜悦，已经从现代科学方法中大量涌现，为许多人所感受到，——这种喜悦暂时还未被所有这些人相信，他们往往只在脱离现实、沉浸于外观之时才感到喜悦。这些人认为，现实是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对哪怕最丑的现实的知识也是美的；他们也不知道，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对于现实的伟大整体的揭示每每使他感到幸福，他根本不会觉得这个整体是丑的。难道有什么“本身美”的东西吗？认识者的幸福增添了世界的美，使一切存在物更加光采照人；知识并非仅仅把自身的美加于事物之上，而是不断渗入事物之中；——但愿未来的人类为这命题提供证据！在这里，我们回想起一件古老的史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天性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在什么是最高幸福的问题上却有一致看法，并非对于他们或对于人类而言的最高幸福，而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对于神和至圣而言的最高幸福；他们发现它在于认识，在于娴熟地从事发现和发明的理解之行为（决非在于“直觉；”，如德国半神学家和全神学家；决非在于幻觉，如神秘论者；同样决非在于创作，如一切实践者）。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也曾作出相似的论断：他们想必怎样品尝过知识！他们的真诚想必面临过怎样的危险——因此变为事物颂扬者的危险！
561
让幸福闪光。——画家无法画出现实中天空的那种深邃光亮的色调，不得不把他画景物所使用的色调降得比自然的色调低一些；通过这样的技巧，他重又达到光泽的逼真以及与自然色调相应的那些色调的和谐。同样，无法表现幸福之光泽的诗人和哲学家，也必须懂得补救；他们应当把万物的色彩表现得比实际的色彩暗淡一些，使他们所掌握的光源近乎太阳，肖似美满幸福的光芒。——悲观主义者赋予万物最黑暗最阴郁的颜色，使用的却是火焰和闪电，天国灵光和一切闪射强光、令人眩目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光明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使人感到事物比本来的样子更可怕。
568
诗人与凤凰。——凤凰给诗人看一卷烧焦了的东西。它说：“别害怕！这是你的作品！它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反时代精神；因此，它必须被烧掉。不过这是一个好兆头。它具有朝霞的某些特性。”
（周国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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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判尝试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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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成问题的书①究竟缘何而写：这无疑是一个头等的、饶有趣味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证据是它写于激动人心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但它又是不顾这个时期而写出的。正当沃尔特（Worth）战役的炮声震撼欧洲之际，这本书的作者，一个沉思者和谜语爱好者，却安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潜心思索和猜谜，结果既黯然神伤，又心旷神怡，记下了他关于希腊人的思绪——这本奇特而艰难的书的核心，现在这篇序（或后记）便是为之而写的。几个星期后，他身在麦茨（Metz）城下，仍然放不开他对希腊艺术的所谓“乐天”的疑问；直到最后，在最紧张的那一个月，凡尔赛和谈正在进行之际他也和自己达成了和解，渐渐从一种由战场带回的疾病中痊愈，相信自己可以动手写《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一书了。——从音乐中？音乐与悲剧？希腊人与悲剧音乐？希腊人与悲观主义艺术作品？人类迄今为止最健全、最优美、最令人羡慕、最富于人生魅力的种族，这些希腊人——怎么？偏偏他们必须有悲剧？而且——必须有艺术？希腊艺术究竟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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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悲剧的诞生》。本文是尼采于1886年为《悲剧的诞生》写的序。
令人深思的是，关于生存价值的重大疑问在这里竟被置于何种地位。悲观主义一定是衰退、堕落、失败的标志，疲惫而羸弱的本能的标志吗？——在印度人那里，显然还在我们“现代”人和欧洲人这里，它确实是的。可是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一种出于幸福，出于过度的健康，出于生存的充实，而对于生存中艰难、恐怖、邪恶、可疑事物的理智的偏爱？也许竟有一种因过于充实而生的痛苦？一种目光炯炯但求一试的勇敢，渴求可怕事物犹如渴求敌手，渴求象样的敌手，以便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领教一下什么叫“害怕”？在希腊最美好、最强大、最勇敢的时代，悲剧神话意味着什么？伟大的酒神现象意味着什么？悲剧是从中诞生的吗？另一方面，悲剧毁灭于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家的自满和乐观吗？——怎么，这苏格拉底主义不会是衰退、疲惫、疾病以及本能错乱解体的征象吗？后期希腊精神的“希腊的乐天”不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吗？反悲观主义的伊壁鸠鲁意志不会只是一种受苦人的谨慎吗？甚至科学，我们的科学——是的，全部科学，作为生命的象征来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全部科学向何处去，更糟的是，从何而来？怎么，科学精神也许只是对悲观主义的一种惧怕和逃避？对真理的一种巧妙的防卫？用道德术语说，是类似于怯懦和虚伪的东西？用非道德术语说，是一种机灵？哦，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莫非这便是你的秘密？哦，神秘的冷嘲者，莫非这便是你的——冷嘲？
2
当时我要抓住的是某种可怕而危险的东西，是一个带角的问题，倒未必是一头公牛，但无论如何是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不妨说，它就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第一次被视为成问题的、可疑的东西了。然而，这本血气方刚、大胆怀疑的书，其任务原不适合于一个青年人，又是一本多么不可思议的书！它出自纯粹早期的极不成熟的个人体验，这些体验全都艰难地想要得到表达；它立足在艺术的基础上——因为科学问题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被认识。也许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写的书（即为艺术家的一种例外类型，人们必须寻找、但未尝乐意寻找这种类型……），充满心理学的新见和艺术家的奥秘，有一种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其背景，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即使在似乎折服于一个权威并表现出真诚敬意的地方，也仍然毫不盲从，傲然独立。简言之，尽管它的问题是古老的，尽管它患有青年人的种种毛病，尤其是“过于冗长”，“咄咄逼人”，但它仍是一本首创之作，哪怕是从这个词的种种贬义上说。另一方面，从它产生的效果来看（特别是在伟大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身上，这本书就是为他而写的），又是一本得到了证明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本至少使“当时最优秀的人物”满意的书。因此之故，它即已应该得到重视和静默；但尽管如此，我也完全不想隐瞒，现在我觉得它多么不顺眼，事隔十六年后，它现在在我眼中是多么陌生，——而这双眼睛对于这本大胆的书首次着手的任务是仍然不陌生的，这任务就是：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又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
3
再说一遍，现在我觉得，它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我是说，它写得很糟，笨拙，艰苦，耽于想象，印象纷乱，好动感情，有些地方甜蜜得有女儿气，节奏不统一，无意于逻辑的清晰性，过于自信而轻视证明，甚至不相信证明的正当性，宛如写给知已看的书，宛如奏给受过音乐洗礼、一开始就被共同而又珍贵的艺术体验联结起来的人们听的“音乐”，宛如为艺术上血缘相近的人准备的识别标记，——一本傲慢而狂热的书，从第一页起就与“有教养”的芸芸众生（ProB fanum Vulgus）无缘，更甚于与“民众”无缘，但如同它的效果业已证明并且仍在证明的那样，它又必定善于寻求它的共鸣者，引他们走上新的幽径和舞场。无论如何，在这里说话的——人们的好奇以及反感都供认了这一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是一位“尚不认识的神”的信徒，他暂时藏身在学者帽之下，在德国人的笨重和辩证的乏味之下，甚至在瓦格纳之徒的恶劣举止之下；在这里倾诉的——人们疑惧地自言自语道——是一颗神秘的、近乎酒神女祭司的灵魂一类的东西，它异常艰难，不由自主，几乎决定不了它要表达自己还是隐匿自己，仿佛在用别人的舌头呐呐而言。这“新的灵魂”本应当歌唱，而不是说话！我没有勇气象诗人那样，唱出我当时想说的东西，这是多么遗憾：我本来也许能够这样做的！或者，至少象语言学家那样：——然而，在这个领域中，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差不多一切事物仍然有待于揭示和发掘！特别是这个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而只要我们没有回答“什么是酒神精神”这个问题，希腊人就始终全然是未被理解和不可想象的……
4
是的，什么是酒神精神？——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答
案，——在书中说话的是一个“知者”，是这位神灵的知已和信徒。也许我现在会更加审慎、更加谦虚地谈论象希腊悲剧的起源这样一个困难的心理学问题。根本问题是希腊人对待痛苦的态度，他们的敏感程度，——这种态度是一成不变的，还是有所变化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愈来愈强烈的对于美的渴求，对于节庆、快乐、新的崇拜的渴求，实际上是否生自欠缺、匮乏、忧郁、痛苦？假如这是事实—伯里克利①（或修昔底德②）在伟大的悼辞中已经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相反渴求，对于丑的渴求，更早的希腊人求悲观主义的意志，求悲剧神话的意志，求生存基础之上一切可怕、邪恶、谜样、破坏、不祥事物的观念的意志，又从何而来呢？悲剧又从何而来呢？也许生自快乐，生自力量，生自满溢的健康，生自过度的充实？那么，从生理上看，那种产生出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疯狂，酒神的疯狂，又意味着什么呢？怎么，疯狂也许未必是蜕化、衰退、末日文化的象征？也许有一种——向精神病医生提的一个问题——健康的神经官能症？民族青年期和青春的神经官能症？神与公山羊在萨提儿身上合二为一意味着什么？出于怎样的亲身体验，由于怎样的冲动，希腊人构想出了萨提儿这样的酒神醉心者和原始人？至于说到悲剧歌队的起源，在希腊人的躯体生气勃勃、希腊人的心灵神采焕发的那几个世纪中，也许有一种尘世的狂欢？也许幻想和幻觉笼罩着整个城邦，整个崇神集会？怎么，希腊人正值年富力壮之时，反有一种求悲剧事物的意志，反是悲观主义者？用柏拉图的话说，正是疯狂给希腊带来了最大的福祉？相反，希腊人正是在其瓦解和衰弱的时代，却变得愈益乐观、肤浅、戏子气十足，也愈益热心于逻辑和世界的逻辑化，因而更“快乐”也更“科学”了？怎么，与一切“现代观念”和民主趣味的成见相抵牾，乐观主义的胜利，占据优势的理性，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功利主义（它与民主相似并与之同时），会是衰落的力量、临近的暮年、生理的疲惫的一种象征？因而不正是悲观主义吗？伊壁鸠鲁之为乐观主义者，不正因为他是受苦者吗？——可以看出，这本书所承担的是一大批难题，——我们还要补上它最难的一个难题！用人生的眼光来看，道德意味着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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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伯里史利（Perikles），古希腊民主派首领，公元前443—429年为雅典最高领导者，他领导的时期为希腊奴隶制极盛时期。
②修昔底德（Thukydides，公元前460—39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
5
在致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中，艺术——而不是道德——业已被看作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在正文中，又多次重复了这个尖刻的命题：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事实上，全书只承认一种艺术家的意义，只承认在一切现象背后有一种艺术家的隐秘意义，——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只承认一位“神”，但无疑仅是一位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他在建设中如同在破坏中一样，在善之中如同在恶之中一样，欲发现他的同样的快乐和光荣。他在创造世界时摆脱了丰满和过于丰满的逼迫，摆脱了聚集在他身上的矛盾的痛苦。在每一瞬间获得神的拯救的世界，乃是最苦难、最矛盾、最富于冲突的生灵之永恒变化着的、常新的幻觉，这样的生灵唯有在外观中才能拯救自己：人们不妨称这整个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任意、无益和空想，——但事情的实质在于，它业已显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终有一天敢冒任何危险起而反抗主存之道德的解释和意义。在这里，也许第一回预示了一种“超于善恶之外”的悲观主义，在这里，叔本华所不倦反对并且事先就狂怒谴责和攻击的“观点反常”获得了语言和形式，——这是一种哲学，它敢于把道德本身置于和贬入现象世界，而且不仅仅是“现象”（按照唯心主义术语的含义），也是“欺骗”，如同外观、幻想、错觉、解释、整理、艺术一样。这种反道德倾向的程度，也许最好用全书中对基督教所保持的审慎而敌对的沉默来衡量，——基督教是人类迄今所听到的道德主旋律之最放肆的华彩乐段。事实上，对于这本书中所教导的纯粹审美的世界之理解和世界之辩护而言，没有比基督教义更鲜明的对照了，基督教义只是道德的，只想成为道德的，它以它的绝对标准，例如以上帝存在的原理，把艺术、每种艺术逐入谎言领域，——也就是将其否定、谴责、判决了。在这种必须敌视艺术的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背后，我总还感觉到一种敌视生命的东西，一种对于生命满怀怨恨、复仇心切的憎恶：因为全部生命都是建立在外观、艺术、欺骗、光学以及透视和错觉之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彻头彻尾是生命对于生命的憎恶和厌倦，只是这种情绪乔装、隐藏、掩饰在一种对“彼岸的”或“更好的”生活的信仰之下罢了。仇恨“人世”，谴责激情，害怕美和感性，发明出一个彼岸以便诽谤此岸，归根到底，一种对于虚无、末日、灭寂、“最后安息日”的渴望——这一切在我看来，正和基督教只承认道德价值的绝对意志一样，始终是“求毁灭的意志”的一切可能形式中最危险最不祥的形式，至少是生命病入膏肓、疲惫不堪、情绪恶劣、枯竭贫乏的征兆，——因为，在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即绝对的道德）面前，生命必不可免地永远是无权的，因为生命本质上是非道德的东西，——最后，在蔑视和永久否定的重压之下，生命必定被感觉为不值得渴望的东西，为本身无价值的东西。道德本身——怎么，道德不会是一种“否定生命的意志”，一种隐秘的毁灭冲动，一种衰落、萎缩、诽谤的原则，一种末日的开始吗？因而不会是最大的危险吗？……所以，当时在这本成问题的书里，我的本能，作为生命的一种防卫本能，起来反对道德，为自己创造了生命的一种根本相反的学说和根本相反的评价，一种纯粹审美的、反基督教的学说和评价。何以名之？作为语言学家和精通词义的人，我为之命名，不无几分大胆——因为谁知道反基督徒的合适称谓呢？——采用一位希腊神灵的名字：我名之为酒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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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明白我这本书业已大胆着手于一项怎样的任务了吗？……我现在感到多么遗憾：当时我还没有勇气（或骄傲？）处处为如此独特的见解和冒险使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我费力地试图用叔本华和康德的公式去表达与他们的精神和趣味截然相反的异样而新颖的价值估价！那么，叔本华对悲剧是怎么想的？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中说：“使一切悲剧具有特殊鼓舞力量的是认识的这一提高：世界、生命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因而不值得我们依恋。悲剧的精神即在其中。所以它引导我们听天由命。”哦，酒神告诉我的是多么不同！哦，正是这种听天由命主义当时于我是多么格格不入！——然而，这本书有着某种极严重的缺点，比起用叔本华的公式遮蔽、损害酒神的预感来，它现在更使我遗憾，这便是：我以混入当代事物而根本损害了我所面临的伟大的希腊问题！在毫无希望之处，在败象昭然若揭之处，我仍然寄予希望！我根据德国近期音乐便开口奢谈“德国精神”，仿佛它正在显身，正在重新发现自己——而且是在这样的时代：德国精神不久前还具有统治欧洲的意志和领导欧洲的力量，现在却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在建立帝国的漂亮借口下，把它的衰亡炮制成中庸、民主和“现代观念”！事实上，在这期间我已懂得完全不抱希望和毫不怜惜地看待“德国精神”，也同样如此看待德国音乐，把它看作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非希腊的形式；此外它还是头等的神经摧残剂，对于一个酗酒并且视晦涩为美德的民族来说具有双重危险，也就是说，它具有双重性能，是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麻醉剂。——当然，除了对于当代怀抱轻率的希望并且作过不正确的应用，因而有损于我的处女作之外，书中却也始终坚持提出伟大的酒神问题，包括在音乐方面：一种音乐必须具有怎样的特性，它不再是浪漫主义音乐，也不再是德国音乐，——而是酒神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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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先生，倘若您的书不是浪漫主义，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浪漫主义呢？您的艺术家形而上学宁愿相信虚无，宁愿相信魔鬼，而不愿相信“现在”，对于“现代”、“现实”、“现代观念”的深仇大恨还能表现得比这更过分吗？在您所有的对位音乐和耳官诱惑之中，不是有一种愤怒而又渴望毁灭的隆隆地声，一种反对一切“现在”事物的勃然大怒，一种与实践的虚无主义相去不远的意志，在发出轰鸣吗？这意志似乎喊道：“宁愿无物为真，胜于你们得理，胜于你们的真理成立！”我的悲观主义者和神化艺术者先生，您自己听听从您的书中摘出的一些句子，即谈到屠龙之士的那些颇为雄辩的句子，会使年轻的耳朵和心灵为之入迷的。怎么，那不是1830年的地道的浪漫主义表白，戴上了1850年的悲观主义面具吗？其后便奏起了浪漫主义者共通的最后乐章——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皈依和膜拜一种旧的信仰，那位旧的神灵……怎么，您的悲观主义著作不正是一部反希腊精神的浪漫主义著作，不正是一种“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东西，至少是一种麻醉剂，甚至是一曲音乐、一曲德国音乐吗？请听吧：
“我们想象一下，这成长着的一代，具有如此大无畏的目光，怀抱如此雄心壮志；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之士，迈着坚定的步代，洋溢着豪迈的冒险精神，鄙弃那种乐观主义的全部虚弱教条，但求在整体和完满中‘勇敢地生活’，——那么，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当他进行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之时，岂非必定渴望一种新的艺术，形而上慰藉的艺术，渴望悲剧，如同渴望属于他的海伦一样吗？他岂非必定要和浮士德一同喊道：
我岂不要凭眷恋的痴情，
带给人生那唯一的艳影？”
“岂非必定？”……不，不，决不！你们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并非必定！但事情很可能如此告终，你们很可能如此告终，即得到“慰藉”，如同我所写的那样，而不去进行任何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却得到“形而上的慰藉”，简言之，如浪漫主义者那样告终，以基督教的方式……不！你们首先应当学会尘世慰藉的艺术——你们应当学会欢笑，我的年轻朋友们，除非你们想永远做悲观主义者；所以，作为欢笑者，你们有朝一日也许把一切形而上慰藉——首先是形而上学——扔给魔鬼！或者，用酒神精灵查拉斯图拉的话来说：
“振作你们的精神，我的兄弟们，向上，更向上！也别忘了双腿！也振作你们的双腿，你们好舞蹈家，而倘若你们能竖蜻蜓就更妙了！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我自己宣布我的大笑是神圣的。今天我没有发现别人在这方面足够强大。
“查拉斯图拉这舞蹈家，查拉斯图拉这振翅欲飞的轻捷者，一个示意百鸟各就各位的预备飞翔的人，一个幸福的粗心大意者：——
“查拉斯图拉这预言家，查拉斯图拉这真正的欢笑者，一个并不急躁的人，一个并不固执的人，一个爱跳爱蹦的人，我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的兄弟们，我把这顶王冠掷给你们！我宣布欢笑是神圣的：你们更高贵的人，向我学习——欢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
（周国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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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科学
1882
（一）
一、存在客体的导师
无论我以善或恶的眼光来看人，总觉得每个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毛病：刻意倾力保存人类。这当然不是出于任何对人类同胞爱的情操，而只不过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再也没有任何比这本能更根深蒂固、更冷酷无情和更不可征服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质。虽然我们早已预备习惯用一般短浅的眼光去严格区别我们的邻人是有益的或有害的，善的或恶的。但当我们来做一个统计，并且多花些时间思考整个问题时，将不敢相信这种界定与区别，最后便只得不了了之。即使是最有害的人，或许也仍会去关心保存人类（包括最有益的人），因为他要保护自己，或者用不含人类早已腐化衰退的刺激去影响别人。
憎恨，常导致灾害、贪婪、野心以及其他所谓邪恶的东西——属于保护人类的不可思议的制度，一个相当浪费、且大体说来非常愚昧的制度，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证明了使人类得以保存至现在。我亲爱的同胞和邻居们，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活到目睹人类遭遇那能危害人类也许使人类早在数万年前便已灭绝而现在连上帝都无法挽救的“难以想象”的、“非常严重”的不利处境。要满足你最好或最坏的欲念，最好是去经历一场大难，不管是什么样的历练，都可能使你在某方面成为人类的高瞻远瞩者与施舍者，人们可能赞颂你，相反的，也许嘲弄你（不过你将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有资格嘲弄你的人）。有一天，当他们恍然大悟时，他们会找回失去的良知，嘤嘤泣诉他们的不幸与羞耻，并投入真理的怀抱。
或者我们会笑自己，如同笑那最实在的真理。因为对于真理的最高体验及所知仍嫌不足；即使是最具天才的人依然无法能望其项背！不过，笑声仍是充满希望的。当那句“人类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算什么！”箴言被纳入人性之中，当最后的解脱捷径一直摆在你面前时，也许笑声和智慧便联结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唯一的“欢悦的智慧”）。无论如何，那总是两回事。同时，当存在的喜剧自身尚未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时，则它依旧是属于悲剧的、道德的和宗教的。
这些道德与宗教的创立者、努力追求道德价值的鼓吹者和唤醒良知的导师们的新风貌究竟暗示着什么？他们一直是那一方面的英雄，他们虽然也看到其他方面，但是由于太过关心自己这一面，以致这些英雄之于那一面就好象是一种活动的布景或机器，扮演着密友及心腹侍从的角色，随时为那一面作服务的准备（例如，诗人便常是某些道德或其他什么的仆从）。很明显的。这些悲剧性的人物也会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虽则他们自命是在为上帝的利益而工作，仿佛是上帝的使者似的。他们也会促时人类的生命，同时助长生命中的信仰。“活着是值得的，”他们都如此喊道。“生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东西，它们被深深隐藏着，对这些重要的东西要小心啊！”这些鼓舞的话同样支配着最高贵的人和最卑贱的人，也就是这个鼓舞一直激发着理性与热情精神，保存了人类。这些动机既造成如此辉煌的成就，便力图用它所有的力量使我们完全忘掉那仅仅是一个刺激、本能、愚味和无根据的行为。
生命是应该被热爱的，为了……！人应该有益于自己和邻人，为了……！所有这些“应该”和“为了”暗示了一切，甚至将来！由于那些都是必然而没有经过构想，不自觉地发生的行为，所以应使其成为有构想而且是经由理性的最后支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伦理学家便自告奋勇地在存在中作策划的导师，为此，他还发明了另一个不同的存在。这样子，新的机械便将旧的普通“存在”吊离旧的普通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