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信仰造福人类——信仰探索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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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探索的轨迹经历了从信无神论到信本体－泛神论到有神论，从而在生命中建立坚定的人—神关系的发展。
我一直反对：不能面临现实和历史，而是更加面向未来而回避历史与现实；不能直面更根本的现实，而是仅限于局部的现实或毕其功于一役的党争、权争的现实；不能在生活中求艺术，却向动植物求艺术的艺术观、设计观或设计的神话。
在中国存在着力量崇拜（指综合物性力量），必须揭示这种合力崇拜的实质：天才和领袖论英雄主义，忽视抽象暴力。它反对真实，反对直面现实，反对使命意识与相关爱的意识。
信无神论是因为生长在中国，长期深受从小学开始连续不断的无神论教育传统的影响，也包括深受敬慕的鲁迅先生“自觉地听将令”的影响，鲁迅晚年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时代的影响则更是催人反省，它包括对列宁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官僚体制及其根本弊端（暴力和极权）、集团性腐败的认识；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落与民主化全球演进的必然趋势；对中国建国以来历次社会运动的反省；对中国人普遍的信仰危机、政权兑现危机的意识，使人远离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走向斯宾诺莎－爱因斯坦式的泛神论。从本质上讲，泛神论是一种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神性的无神论。道家、佛家、印度教所指称的道、佛、梵，换言之，东方神秘主义的精神内核中，就包含有泛神论倾向。
近几年来，围绕着哲学上的学习，我着重研习了人学，宗教哲学、道德－精神哲学、法政哲学、经济学原理和价值论。本体论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泛神论信仰，本体的无限宽泛、“本体绝其对也”的理念一时之间，使人对其哲学及其哲学创立者持某种模糊的景仰和敬畏感。这种泛神论在东方的文化传统根基中可以找到，它就是以老庄、周易、禅宗、奥义等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尤其是老庄思想在当代的高形态复归。这种哲学有很强烈的世界哲学原创意识、民族文化自尊意识、本土化意识。一时之间，我也成了本体论者和生命论者，试图追求智慧的园融，人生境界的完满和个体生命的强大、自足之道。
人学是一切思维的出发点，对不彻底的人学观的置疑，是我通向彻底的第一步，我不能容忍自己生活中思想意识的不确定性，漂移性，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思想与人格缺乏根基的状况。譬如时代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产生，就有深刻的人学、人类学盲区，缺乏终极关怀和公义意识的国民性，抱残守缺的封建意识、明哲保身意识、功利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观念影响根深蒂固。人不能对自身作出“我是谁”的追问，不能作出一种深刻而彻底的反省，而这种反省曾经是部份上古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在这种错误意识的土壤中，这样的世界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那种具有道德良知与宗教情感而又尊重法治精神的人，警惕着国民劣根性的人绝难生存出来。
而且，我本质上更倾向于认同鲁迅的风骨；很早时候，二十四、五岁时，我朦胧地感受到与基督的亲炙。鲁迅那种不参与任何利益集团的立场令人钦佩；而他站在被屈辱被压迫者的立场上为他们说话，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他也是那个时代的另类。这种立场在今天几乎绝迹，但我相信，耶稣、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哲人和先知们即采取这种立场。
而鲁迅的这两种立场，我相信，它同时也是耶稣基督所悦纳的。中国人大多是利已主义、利近亲主义，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个人、近亲至友，缺乏公民意识；反之，视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为闲事，常声称什么“吃不着兜着走”。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鞭挞和对民族灵魂的剖析迄今令人叹服！基督信仰真理本质上是一种利他的公义的个体人格主义，人格主义表现为道德律令的无所不在、合理的利已性、独立意识（如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及其实践；利他性体现在公义意识、服务使命意识、休戚相关的爱意识。遗憾的是，鲁迅晚年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因而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如“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从而与基督失之交臂。
为了保持思维的开放性，在事实领域，我严守波普尔关于可错性－证伪立场。但信仰问题、人神关系无法从理性上证伪，康德曾令人信服地谈到这一点。信仰问题、人神关系只能从心灵对社会、对人类的意义的角度、从行为上去证实。这几个领域根植于我在严酷的现实生存环境中的体验。藉此，我得以发现：除了人体人格的永恒不变，自我都隐含着变数。这里我必须捍卫个体人格的真实性，摒弃那种俗世中依成就、名望、影响力、生存能力、地位等而形成的隐性世俗的人格等级观。个体人格的分有不同质的人群是我所理解的，这里，第一位的不是知识，不是智慧，而是神圣良知，这与当今某些哲学家的看法大异其趣。
我执着于这样的信念：要真信仰，独立、自强、自由、创造、宽容与爱，努力与意识形态、利益集团、国家机关、精英、民意，均保持一定距离（在这一点上，我充分地借鉴了一位哲人的思想）。我的哲学主要受益于广义本体论哲学（譬如其中的共和哲学和大美哲学）、宗教哲学、人格主义哲学。有时我觉得，在努力尝试将个体人格、技艺结合起来时，我心中仍然遏止不住地偏向对基于个体人格的固守和非个体人格的本体的抵制，仿佛冥冥中真有某种力量驱使！我坚信这样的选择，都是出自于某种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并企图与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心灵相沟通。除了极个别人，几乎找不到什么知音。
通过阅读俄罗斯思想及基督宗教哲学、比较宗教学，更加坚定这样的学术立场：不仅是哲人不党，尤其是站在为苦弱者、被欺侮者的立场，更加坚定这样一种生命，努力做一个精神界的恒在的斗士，一个生活中的基督徒，更加坚定这样一种哲学：宗教哲学，信仰真理。
正如一些站在月球上看这地球上芸芸众生的人一样，有时我会为我们的同类，为浮名虚利、为矫情而扭曲、夸张乃至邪恶的种种面孔，他们的脆弱（也包括我时常在永恒与现世、幸与不幸之中的流连挣扎、脆弱一样）而深感到悲悯，而这悲悯偏只是心灵一瞬的发现，我们的俗世人生依然要踩着激流和险滩，穿越暗碓密布的河道前行。在明了永恒的使命和俗世生活的烦难之后，我们仍难以将自己的信念定位于献身于永恒，包括他的姊妹：艺术、哲学智慧、正义等。“缺乏一个机遇”这是个理由吗？你如何证明自己已献身于永恒呢？
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澳门现已回归），同样面临着空间问题――广袤却贫瘠的国土，沿海与内地矛盾、工农与知识人矛盾、城乡矛盾、东西部矛盾，面临着时间问题、五千年的文明史向何处去的问题，面临着国人的全球视野中的人问题，民族性问题。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当然还面临着其他不承认天国的非基督徒的价值，比如东方的道、梵。这都是哲学应该深刻探讨的重大问题。我必须竭力去除掉这样的价值观：那些伟大观念的提出者和身体力行的道德杰出人士之间，世俗事功价值的创造者、国务活动家和来自于神的永恒宗教价值的体察者之间的混乱，思、言与行的混乱。只有神之子，才能进到天国。天国是一种灵界状态。那些毕其一生言行不能始终如一的文化界人士，个人主义，唯美主义者，取消道德与良知的哲学家，思想家恐怕是与这天国之门无缘的。
我常思索人与经济、社会；历史进程、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经济对于个人而言，是维持自由的必须手段；是人格独立的保障。营生的方式可以是商业的、政治的，也可以是哲学的艺术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经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保障。宗教的国家是无限天国中的井然有序、与其他民族、国家地区实现自由的日常生活、国事往来的一个庞大的社团。其中每个人都是独立而自由的，即负有道德意识的。有时候我感到常常不能把握这样的命题：经济、国家。保罗·蒂利希和别尔嘉耶夫分别从肯定和否定的角度对国家、民族等标志进行了体识和区分，但后者是更为确定的激烈的深刻的。这样的肯定和否定，对于健康的宗教文化培养而言，都充分有益。
当然，除了从政治生存状况——法政哲学角度谈存在与自身，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经济浪潮导致的经济决定论、种种信仰、伦理危机问题，使得我们从经济、社会角度界入分析，确立某种自己的经济哲学、社会哲学也是亟需之事。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即经济、社会的存在状态（现象学）角度入手和从个体人格参与其间的活动入手。同时尤其不能回避科技问题，信息时代的网络生存问题，这是本文所欠缺的，但也只能留待另文再述。
应该有一批青年人，他们不满足于当前知识分子那种停留在民主、法治、宪政等制度层面的认识；他们有机会阅读了大量西方的书籍，掌握了一定的藉互联网获取信息优选信息的知识，如果他们的心灵依然是正直的诚实的，那么他们就会在理智的借鉴考察和心灵的体验之中，发现这只不过是浅显的道理，早已为先辈所言罢了。一时代人有一时代人的使命。民主与法治的先驱者们倘若依然停留在某种简要主义(比如对现象学、宗教哲学不闻其详的简要)，那么就不能使年轻人进步，或者进步甚为缓慢，藉此加大中西方距离。
这样一些青年人意识到，正是在对先辈的思想理智怀着感恩和敬畏之心予以接纳之后，在进而对其进行体察时遇到了问题。先辈假设或错误地认为人的素质发展、精神灵魂不成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信仰危机，或者先定地认为这种既以为更前的哲人解决，就没有必要接续并予以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说过去知识分子以其使命良知发现了我们社会结构的症结，这种发现难能可贵，它往往是在资料的不易取得和国门尚未正式开放――尤其是精神文化领域的交流受到局限的前提下，得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方向性、框架性的思维，这就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的民众，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盏智慧的灯，以便照亮了他们迷途中正在徘徊，时时陷入进退两难之境的灵魂。他们甚至不愿效仿那种借均衡正义之名，借压抑和盛位交错之处境（即一个既可能是压抑的又是颇有名气的，如温和型的自由知识分子）而自处平淡，放弃入世之正义、爱之使命意识的人。那种审美、美学观也是他们无法效仿的。
信息时代的来临，通信互联网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深入生活，各种书籍日益庞富，充分有益于人的智性和生命机能的发展，但固有的结构性错误，知识分子的传统理性崇拜，不思反省而是思想得意的自大、或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使得人们迷失了信仰，混淆了价值，模糊了判断。
今天，一个人要想打动时代的神经，他不应将视野朝向老者而主要地应朝向青年人，用于少年和未来。
当我写完以上这些文字，我内心里禁不住掀过一阵恐惧与孤寒的冷风。缺乏一定哲学素质的人或许看不下去，无法理喻，但我并不是写给这些人看的，至少在目前，因此我只能在此致歉；基督徒中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信徒或许会称之为异端，会因其直面事实的文字而担虑；其他信徒或有机会看到，会称之为片面；我诚恳地欢迎来自于来自学术界、宗教信徒和神学家的批评、指正。但这篇文章原本主要是写给中国大陆那些知识崇拜、功利崇拜（客体化崇拜）的知识人看的，而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人与事。我深知他们决非一小群，而是相信物性实力并且已经取得了实力能量很大的庞大的一群。他们自称是无神论、泛神论者，在我看来，他们实在生就一副铁石心肠，他们的心灵或许早已生锈。倘若他们还有一丝天良的话，他们会感受到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会刺痛其心；因为这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和地位；他们如果还不失一丝功于心计的敏感的话，他们也许会恼怒，因为这篇文章既不是谈制度，也不是谈器物，却是谈灵魂、信仰的。藉以为生的无神论传统养活了他们，成就其功名，也熏昏了其心灵。但，也许只是博来一脸熟悉的漠然……
人心惟危，生存维艰。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默默祈祷：让爱之正义、公正意识在中国乃至全球成长——我发愿：我这种呼吁，并非在我身处不平之境之时独有，在我真正拥有安身立命之所时，我要自觉行使这种服务的使命，这或许就是基督爱的召唤。
2000年10月10日-12月30日 第一稿，2001年5月26日 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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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天启真理首先在于坚持个体人格，坚持从个人内在体验和信仰出发。关于个体人格，后文将会作详细讨论。
注二：根置于无神论传统，某种宗教多元论认为，各种宗教中都包含有其他宗教不可代替的真理，只有集各宗教之精华的哲学，才是终极真理。它实质上将信仰的外化价值绝对化，比如多元论看到了各种宗教都劝人从善，仁爱等，从而主张比较研究。但究其质，这种多元论常常是人的主观思想构造，它将一些作为真理的外化的形式如劝人从善，仁爱等看作本源。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形容并不过份：那就是“盲人摸象”。
注三：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基督教，也包括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际遇：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科学民主无神论三位一体、教案问题，建国后的宗教信仰，等等，本来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只能留待在另文阐述。
注四：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日常生活现象为证：一种时代的爱情观认为，将爱情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好比婚姻建立于房子之上。这种所谓时代性，以其强磁场的压力、诱惑力加之于人的意志上。它以牺牲才气、潜能、信念对爱情的驾驭为代价。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爱情。它考虑了结果，对的。但忽略了规律性：有强烈情感又才情勃发的穷人的爱情；有对自己潜能抱有极大信念人们在两性关系的随便、世俗化（或非永恒性、神圣性）是造成社会道德匮乏的人性根源，它使人不再保持自己在庸俗社会面前根源于节操的“傲气”和锐气，不再秉持清醒的斗争意识和苦炼的重要性。
王金阳评此文章：就哲学而言都是一些水平拙劣的思想，就宗教而言，作者作为基督教徒连传教的正确心态都没有，说的话显示不是一个合格的传教士。站在整个宗教界而言，包括哲学教，凭什么让别人要跟你一样的信仰。就作文章而言，全篇词义表达模糊，没有章法让人看不出所以然。只有站在作者劝人信仰的角度才能让人明白，如果作者别有用心，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大陆精英知识层的攻击。目的是把他们拉拢到作者这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