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下/冬飚
以“道”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与上帝的关系
东方神秘主义的核心在于性命双修，身心合一、天人一体。气功瑜珈、参禅打坐和习拳悟道等，皆属于此，这方面的探索使人洞明世事，生命力强健。东方神秘主义有属于自己的很好的宗教情感，譬如知不知为上，超越理性、反科学至上、敬畏上天、节制欲求，但脱不了意志信念至上的心影，依然停留于人的自我称义的层面上。在一个顺境中、或未经大苦大乐之人生中，是难以唤起宗教感的，甚至有些反宗教感。
东方神秘主义与自然神论本原上或许是反终极关怀的。
譬如说道家。道家思想的自洽在于，个人从旁边关注社会、超越善恶、寻求长生乐生之道，作为公民，无道则隐，易忽略他人的情感与欲望，有私爱之心。私爱与无私之爱、正义之爱绝然两分，作为哲人，他主张天道、自然流转变化的本体而非神本体。道家更强调和谐美、强大和个人自由。就此而言，今天的道家似仍然难以与西方深刻的神性人本主义传统相沟通。但你能否说，它不够深度？在人性上缺乏神性深度，在人类精神各个层面，缺乏宗教或神学的深度，以美学取代宗教信仰。这里一个问题就是康德的三大批判。大哲学家都成为美学家。但不要忘了，西方哲学家长期浸淫在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思想、基督教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之下，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同时也走向神学。关注人性、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生态文明的哲人们，怎样将这一美学概念偷换，成为美术造型艺术本体的美学，而非对人类困境中的社会学、心理学、神学、文学、诗歌、音乐的反省和观照？道家思想在先秦时代是个体系，又如何可能变成今天的积极应世的哲学根源，如果其遁世的秉性不移？
这种哲学立足于存在，存在反过来包围他，笼罩他；阶级性、无神论、传统、习俗、国民性在他身上由于缺乏清醒的永无止境的自省意识、自我剖析意识，而反过来笼罩他，同时某种外来的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的意识也来浸蚀他……这里隐藏着一个道家的秘密：面对荣辱，淡然处之。这是大化无形的道家思想与上帝信仰的休戚相关格格不入的地方。个人不仅是私人，也是社会公民。一个渴慕神圣性的人，他还应拥有公正心，正义感和使命意识。当代道家人就是这样理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身处逆境时常以一身担天下忧为已任，当身处顺境时则荣辱皆忘，淡然名利，以显其豁达，似乎自己真的超然于此专制环境，已挣脱了社会专制主义的锁链。这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国人的奴性之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在中国，这种事功型的人中佼佼者常常就是英雄；而在西方，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这种事功人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一流人物。这涉及人的价值等级问题，本文将在第三章第四节再作论述。
这种哲学并没有解决人学的基本问题，即人是什么、人何从何去等基本问题。虽然它从理论上承认个体相对完整性的重要和平等性――不分年龄、职业、阶级、性别、民族等，但它并未能从行动上、实践操作上，解决相对完整性问题，而忽视了个体人格的精神受难性和生成的艰巨性。作为东方神秘主义者来讲，人既可能是上帝（在认识上），又可以是人，人＝上帝！这就是其哲学自我中心的由来。
东方神秘主义以其修炼、悟道、参禅等方式，尽可能把握神秘、个体的奥秘，提升人的丰富多样性和生命力。但，这只是某种先兆或秉性，起根本作用的仍是后天的努力与造化。东方神秘主义使人认识自我的秉性及宿命，具有心理分析和教育功能；具有神智论倾向，但它或许根本上缺乏与个体人格的亲密关系，而悖离悲剧精神。或许可以说，东方神秘主义给人提供了一条自我认识的视野，一个神秘的通道，但决不能当饭吃――当一个人为衣食往行而奔波时，即使人“成功”，那或许是因为后天受教育的结果，而非先天宿命命定。哲学的教育功能恰恰是那些眼睛高高在上，忘形于形而上的贵族哲学家们所忽略的。这种教育较之东方神秘主义知识、实践的修为，对一个人自我成长更有着主导作用。一个人自幼受家庭出身、时代教育环境、童年生涯和知识结构的影响，即使不掌握某种东方神秘主义理论，他也会自发地倾向于朝他的秉赋、气质、本色方向发展。
人易犯错误更难免犯错误。东方神秘主义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悖论在于：东方神秘主义所指道、梵、佛等，并不等于上帝，前者没有位格；而上帝本身是有位格的，以位格概念以耶稣基督之身阻碍了人的精英倾向和通常哲学家自我中心倾向，贩卖形而上智慧倾向，耶稣位格的主要目的，在我看来，即是教人谦卑、心向底层广大民众和对民众的自由潜能的教化之功，在存在中而非在存在之外关注受压迫受欺侮的底层广大民众，关注罪恶公正和正义问题，上帝是宇宙最大的奥秘。西方神秘主义通常具有三大特性：神圣性和神秘性、先知性，而科学是人类借以荣耀上帝的外在力量，这外在无疑又是有限的；道莫测高深、超凡拔俗。而基督教则切进现实人生，且真的基督徒有无限个“神性的人”，这无限个基督徒不比那道之不可言、高深莫测更具体、更实在、更此岸寓于彼岸之中吗？不更意味着爱、责任和正义吗？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体人格–人的正确的自我认识
中国大陆自二十世纪以来，正义公平的资源十分稀薄。也许有的是为国家的正义，为民族的大义，为社会的责任感，为“崇高利益”的忠诚，但唯独缺乏为个人的正义。
在国内，这个时代做事的权力、前提和背景就不公平。通过攫取或占有现有公共资源并将之“合法化”的官商界成功人士，在学术、艺术、文化上做出贡献的人们不能不意识到这一点，无法自衿。一些欧美人士由于长期受西方价值中心论，狭隘的民族主义、殖民后殖民心态的濡染，看中国要么盲目吹捧，要么视为敌对，不容易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新殖民政策对其他国家造成的灾难和困境负起应尽的责任，西方民族的优越感、种族歧视意识、商业唯利是图意识，难以产生全球命运一体的同情心。在转型期社会，个人、民族问题依然要靠自身解决。能否摆脱生存困境、精神危机，能否使个人和社会健全发展，只能由个人和民族自身把握。埋怨和敌对决不是办法。中国的问题最终只有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但是，社会却施予人奴役，最大的奴役莫过于叫你忘却理想信念与现实的反差，屈服于命运，安于现实，得过且过，即奴役在于忘却应为自由而斗争。它凭空夺走了人们曾一度视其为恒常动力的虔敬感、耻辱感和危机感。在这种奴役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紧迫的；没有什么事件令你激动不已，而忘情投入；没有激情和勇气。没有人清醒的自我意识，正直人生活状态每每危机重重、异常艰难，而这种穷困与艰难的生存状态反倒成了社会凌驾于人身的另一种莫名的羞辱感、自卑感。必须反对这种对人生存状况的奴役与漠视！几千年来，中国人在施冷漠与感受冷漠，意志至上与令人意志至上之间走过来，唯独没有形成一种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使命意识，而是这种利他性使命意识的异化：世俗个人主义、为国家论或意识至上论。
世俗个人主义，又称之为自我中心论。又可大略分成两种：偏重物质和功利的利已主义，偏重精神的世俗人本主义。
近几十年来，意识形态教育，取消了亿万人的大脑，而去服从某个大脑；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涂抹了封建色彩的官僚资产阶级横行于世，更是控制了大多数人的经济命脉。由是大陆民众淡忘于历史的惨重，对事实上与已休戚相关的公共事物漠不关心，更是助长了这种功利个人主义的江河泛滥。
由于不信意志和信念的作用，由于缺乏正当的宗教信仰，同时放弃了对个性的培养，中国人太多不是做人而是做戏，如鲁迅先生所说“瞒和骗”，盲目跟风，视世俗庸俗化为适应环境、优胜劣汰的需要，经此增进庸俗化，但是回头看看，那些仁人志士当初有哪一个不是摒弃了对富贵荣华的追求，而选择了按志向、个性行事，选择了艰难而本真的做人之途（至于极少数后来集功名富贵于一身的人则另当别论）。
社会大环境的逼仄，造成个人主动性创造性精神的缺乏，人们满足于批判他人的快慰却鲜于自我反省，对社会的解构性批判远超过积极的理论建树。人与环境关系割裂、各自为政的现状，要么使学者长期受压抑、其生活喑哑而艰难，在这样的状态下，基于正直人性的团契意识断难以产生；要么有力量却孤独，孤独而异化，或逃避孤独远离民生国瘼亲近上流社会，或者虽不孤独但唯我至上。知识人唯我论就这样形成了。哲人自我中心、典型如尼采超人、不必谦逊。只要想到人是永远会犯错误的会有盲点――即使一个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人，也难免如此。虚假意志、知识往往伴随第一印象感觉而来。而人在成功之后，在步入晚年之后，难免非理性看人视物。
这种个人主义不利于人格的健康成长。在中国，其思想根源在于三方面：
根源于儒家理性主义，劝人从仕使人产生对专制集团的依附性、奴隶性而非独立性。
根源于道家的生命哲学，长寿、强烈生命自我保全意识；遁世作隐士的意识浓厚，缺乏服务使命意识。
也根源于传统佛家的出世哲学，从根本上讲，不太注现世和他人的人生命运。
从哲学上讲，这种个人主义严重漠视国民深层心理、民族性格、国家命运、时代精神状况等问题，其共性在于公众意识的缺乏，休戚相关意识的缺乏。从心理学上讲，当下社会环境中，专制主义和极权统治对神－人性和异议者的高压，使人精神上、心态上消极地回应或逃避退隐，形成了诸如扭曲式人格、偏执式人格、告密式人格、整人型人格等荒谬变态人格，人们的心态中似乎有一种因社会不稳定缺乏安全而相互猜疑防范的意识。由此产生一个结果：中国人自己看贱中国人。
神学家尼布尔说得好：判断一个人所遇见的真正的上帝是不是一个偶像的证据，可以从他的悔罪、博爱和谦卑当中看出来。否则将导致哲人自我中心、知识的霸权、忽视人类和社会生存状况的超然冷漠，忽视心灵的、抽象暴力（如体制、意识形态、错误的宗教）的摧残。
优越的灵魂在盛名之下其实难付，放弃对正义之事的追求，这使某种以超越理性哲学自命的思想者在人们心中，难以托附的原因。他必须承认这样一种意识：为正义而思考且不断呼吁的意识是人一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这种文化精萃有其历史的渊缘。一些文化精英，对中国当下的人权遭受压抑迫害的现状从根本上表示漠视。他们或会摇摇头表示沉痛感，或者些许一点惋惜；但回过头来，又沉浸在自我的巨大成就造成的光环之中。他们的作法有些近似于阿多诺当年的韬晦法，尽些普通公民和专业工作者的义务，将知识分子的责任暂时弃置一边，以便侍机而起。
这种文化精英文化心态大抵有如下特色：
一、 英雄主义和社会等级的贵族心态。漠视凡人和平民大众事业。
二、 唯我主义、个人主义，缺乏公民的利他精神及服务使命意识。
三、 普遍性高于个体性，缺乏公民正义感和公义。
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但却不考虑自己（譬如忘我、为民族大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的人，这是一种为国家而存在的人，民族主义的人，在他的思想中或许不乏世界主义的成份。某些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人怀疑，倘使它不首先成就个人的自主、良知的自主（即与上帝建立某种亲密的信靠关系，即敬畏上帝和爱人如已），那么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存在就多少有些虚伪。它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东西作为其终极精神内核，即作为哲学终极构成之一极的价值（另一极是事实），即信仰真理。
为国家而生（而似乎不为已）的人，实则也是一种人格的变异形态。这种民族主义后来发展为利已主义，不再战斗的个人主义就丝毫不奇怪了，这在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那里是难以想像的，这多少反映了我们文化中人性的虚无。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视野，缺乏全球范围内的人文关怀。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封建意识的余孽，加上他们与代表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的亲炙关系，他们经常会感到，有某种在局部领域中“一览众山小”的优越感，感到缺乏竞争对手或后继乏人，思想的故步自封、自我蒙蔽，看不见一群新人的成长，对看得见的东西，当然是“真理不辩自明了。”他们无法理解开放及开放社会。
同样，为集体，为组织，为某阶级政党（而不是为人自身的独立自由）而存在的人，实则是一种不关涉他人的缺乏爱之信念的变异形态。意志至上论是贵族英雄主义的立场，它忽视了暴力、战争、国家机器、极权统治的危害性力量，不知比个人信念和意志强于多少！人性有脆弱、魔性的一面，不能太夸大了人的能动力量（包括精神力量），人力不胜天。意志的坚定是个相对概念。这点不弄清楚，仍有可能走入道德相对主义，不利于伦理学的发展。
我常常面临着某种思想激烈而持久的交锋，我倔强而偏爱彻底的个性不容那种对我视之为个体人格的东西屈服，在这里必然存在一种对无所不在现存的尺度的潜在挑战。或许可以视而不见；但后者却无法回避这种来自于现存尺度的压力和挑战。它基于这样朴素的思想：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我想到：有两种独立的人格，一种是那些因信仰而称义的基督徒（或其他宗教信徒），他们在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准备捍卫着信仰的自由，藉着对神的信靠，不太考虑经济自由问题，就如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草”，信仰者有着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屈不挠地为上帝时刻准备献身。
另一种是凭着人格，而使得自己变得拥有诸多才能，努力知行合一、生存强大，自己扼住经济的命脉，以便有足够实力与非独立的异化变质的思想现象作斗争。
人在最高存在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不为共相所包容；共相寓于个相之中，个相大于共相。个体就是一个开放的小宇宙。个体人格里包括着个体性、民族性和人类性。
但人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世界主义的，人不能摒弃自己的民族性，否则就是无根之人、非个体人格的。学术的品格――兼顾社会与个人。个体人格一面指向个人，一面指向他人、社会、民族等外在世界。当代人的利益，自己的合法利益如人权、公民权（这涉及合理的自我正当性道德范畴），以及自己民族的命运，这一切都与个体人格息息相关。
个体人格不是狭义的人而是努力克服人性中的罪性或魔性趋向神性的人，不是不关注社会、历史，而是超越而又内在关联着客体化。这是一个更充盈、深广的范畴，详见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一书。这里只简要表述如下：
别尔嘉耶夫以为个体人格即自由，与我所理解的每个人的相对完满性相似。
别氏这样论述个体人格：个体人格是小宇宙，是完整的共相。把人的个体人格阐释为“小宇宙”，这与有机的分等级的欧美式的人格主义很不相同，这种人格主义视人为整体的普遍的共相的一部分。然而，个体人格不是共相的部分，相反，共相是个体人格的部分，是个体人格的质。
个体人格有其内在的有机整体性，它有一个核心。（人的相对完整性亦如此）。这个核心保持着人的特操不变，而言述方式、思维、对世界的观察会有所转变。如果说自由等同于个体人格，等同于人的相对完满性或者近似无限的差异性，那么，建构体系的哲学必须经受得住这种个体人格主义的深刻的内核的锤击。体系是外在的，而个体人格是内在的，人们常常拿实力、拿经济基础或者从广度－比如其它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来否定或企图奴役这种人的相对完满性。
“不能把个体人格理解为实体――这是自然主义的思想。对个体人格所下的注脚也不能把个体人格理解为客体或客体世界中的一个客体或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般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认知，否则，人会失却作为个体人格的奥秘，会失却作为世界生存核心的奥秘。这里个体人格只能阐释为无限的主体性中开启生存奥秘的主体”。
个体人格主义哲学强调了神性－人性的人，传统道家哲学强调的是超自然的天道和自为的人；前者强调基督性、宗教精神、个体人格，强调自由高于存在；而后者强调实在，强调基于存在的多元互补，强调哲学立于科学或艺术的一维（究其原因也只是因为它们是有机生活中的较高质劳动）。
别氏对存在与精神的剖析，对自由高于存在一再首肯意味深长。究竟是做人（个体人格）与做一个基于专家（比如：立足于某具体科学、艺术的哲学家）的哲学家更重要？还是为了做一个基于专家的思想者可以姑息个体人格？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立身之基、宗教信仰不同。我断定：不能亲近个体人格的哲学只能是一种不彻底的哲学。而理论不彻底，就不能征服人。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存在的超越与内在性关联，创造和斗争，弱的精神和强的生命，这是不同的哲学范畴。
别氏等知识分子更象先知、圣徒、预言家、作家、诗人、忧郁的神秘主义者；而宗教多元论者更注重于实践、操作和客体。主体与客体的悖论，自由与存在孰为先的悖论，这是本体论和基督宗教哲学的关键分歧。就论做人这一点，我看不出多少合理者――从严格的学术品德，从个体人格的名义上讲。
时代缺乏的是基于个体人格的本体论哲学，它从本真体验出发，以综合素养、神圣良知培育的超理性直觉、灵性生命直察事物的本质，它超越诸认识论、方法论，而又是对诸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回应。
人的自我完善无限丰富可能性不可能只是靠人性、世俗人格、自身来完成，它无法避免人类本性中自大的荒谬倾向，世俗人本主义以提倡人的人格、成功、感召力为旨归，而后者相信每个人的神性和自决权，从而有利于民主观的催化，有利于平民的民主人权理念的加强和知识分子化，有利于团结的凝聚力。